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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文明交流互鑒—基于數字時代傳播體系建設的思考


2019-09-29    來源:學術前沿    作者:胡正榮

【摘要】交流互鑒是人類文明存在的根基,而演化的媒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傳播技術與文明秩序是匹配關系,與數字傳播技術相匹配的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指尖上的文明交流”將成為文明對話的最靈動渠道和最有效機制。數字時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應以多樣、平等、開放和包容為原則,通過構建全媒體傳播體系,努力提升連結性、對話性、共享性和智能性,同時注重安全性,從而實現文明對話與文明互鑒。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文明交流互鑒 數字化 媒介化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9.099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文明交流互鑒是一體兩面。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機制和過程。兩者結合將決定數字時代新的全球化的方向。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向全世界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這一來自新時代中國領導人的全球觀、文明觀和傳播觀將深刻影響未來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國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觀讓合作共贏超越二十世紀至今的地緣對抗,重置了人類社會的終極追求,也表明了中國立場。開放、包容、多樣和平等的文明觀再次強調了文明沖突論和歷史終結論將不再(也從未)適合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明秩序,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多種形式的文明優越感和自我中心主義必須被基于尊重和對話的文明間性所替代。正如周寧所說:“世界文明的進程是一個多元發展、相互作用的系統進程,形成創造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際的‘公共領域’或‘公共空間’中。”[1]最后,也許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和地方化不斷深入的當下,文明之間的對話正在更多被各種新的信息與傳播技術所中介,“媒介化”的文明交流互鑒正在成為數字、網絡和智能傳播時代的一個新常態。傳統的建制化傳播渠道(包括文化外交、文化貿易、國際媒體傳播和國際學術交流等)將繼續發揮作用,而新興的基于互聯網的平臺媒體(包括社交媒體、推薦引擎、游戲等)將在全球范圍內的“數字原住民”一代中扮演更具有建構性的角色。對這一代人而言,當下的文明交流不是起始于課堂,也不再受物理的傳播空間所限制,而是遍布于沉浸式的數字化生存環境,活躍于人機互動的界面互聯之中。“指尖上的文明交流”將成為文明間對話的最靈動渠道和最有效機制。

在這個意義上,基于上述全球觀和文明觀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也將被史無前例的媒介化和數字化文明間傳播所影響,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媒介化或數字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歷史:交流互鑒是人類文明存在的根基,而演化的媒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縱觀人類歷史,有關文明交流互鑒的規范性和經驗性討論已經耳熟能詳,獨立的文明體內和文明間的持續不斷對話同時存在于復線的歷史敘事中已經成為共識。如果不承認這一歷史事實,而僅僅基于某種文明優越論的假設而建構其他文明的附屬關系乃至價值評判標準,就無法深入了解人類文明的本質,也會扭曲人類歷史的發展邏輯,建構符合其霸權主義傾向的歷史敘事。這一點在西式現代化的主流敘事中是顯而易見的,其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主導式話語邏輯是前后銜接的。對于后發國家或者非西方國家或者非西式文明體來說,這些話語是有著“天然”的霸權傾向和影響的,需要在不斷祛魅西方,重置自身的文明傳統,以及直面文明交流的歷史事實和主動參與文明對話的主體性構建中,重寫新的文明史和重建新的以文明間性為標準的倫理規范。

與文明交流互鑒相伴隨的是作為載體的各類媒介在技術和功能上的復線式進化,它們參與了人類歷史上多次的文明演化,也型構了文明間性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我們所使用的“媒介”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尤其是包含了郵政、鐵路等交通工具,而不僅僅是隨著印刷技術出現至今而形成的專業化的以信息處理和散布為職能的媒介機構。著名的經濟史和傳播史學家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A. Innis)曾將傳播技術劃分為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兩種,認為不同的傳播技術參與了人類歷史上的不同帝國的興起。根據他的梳理,從公元前500年始,主導型傳播技術與世界格局的變遷可以劃分為以下多個階段:以驛站和騎手為基礎的郵政系統與波斯帝國;以人力為基礎的郵政系統與中華帝國;以聲音和火為代表的希臘帝國;由中心到邊緣的道路系統和羅馬帝國……印刷媒體與歐洲帝國;電報與大英帝國;廣播與帝國戰爭;電視、衛星、計算機、互聯網與冷戰的兩極體系;以及1989年以來,戰略防御計劃(星球大戰)、電子人與全球系統。[2]

喻希來也曾從媒介(或者說符號)與社會的角度做過一個簡單的梳理,即:“傳播媒介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口語、文字以及電子媒介三個階段。口語文化是原始形態的地域文化或部落文化的載體,書面文化是民族國家范圍內的社會上層統治者及其知識分子特權文化的載體,廣播、電影、電視、錄音、錄像、因特網等電子傳播媒介則是跨越國界的全球性大眾文化的載體。”[3]換句話說,不同的媒介形態不僅參與了全球范圍內社會結構的變遷,比如去部落化(如電視)或重新部落化(如社交媒體),而且使得文化本身產生了更廣泛的分化,比如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而這一變遷是涉及幾乎所有文明的。

除此之外,學者們也注意到人作為媒介本身在文明交流互鑒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國與后來崛起的西方文明之間。“馬可·波羅那一代人發現世界的最重要的意義是發現中國。現實世界的旅行將商人、傳教士等帶到中國,是中西交通史上真正劃時代的大事。文本世界中的旅行將中國形象帶回歐洲,是歐洲文化史上的大事。”[4]換句話說,中國的故事是作為媒介文本被歐洲所認知的。這一文本是開放的,既有文化使者們對一手經驗材料的整理和講述,也有傳閱者對這一東方國度的想象和解讀,代表了中國在西方自身文明觀的變遷中所發揮的“他者”作用。我們將在下文中詳細分析這一文化間性視角的重要性,及其對于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文化間性敘述的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

當然,由于學者的歷史原因,上述文獻并沒有全面延伸到二十一世紀的當下,對于所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物聯網,或者籠統地說,各類數字技術及其參與建構的新的文明交流互鑒形態,尚需要與時俱進的理論梳理。因此,我們也許可以這樣假設,按照傳播技術與文明秩序或世界格局的比對關系,與數字傳播技術相匹配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以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為價值基礎的二十一世紀文明秩序,簡而言之,就是以多元、共存、共享、對話和可持續為特征的全球傳播秩序。

當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新理念和新行動,需要借助全媒體時代的新平臺和新技術

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中國從自身發展需要提出的新全球治理理念,即尋求一個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新全球化,同時也是幾千年來中國對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持之以恒的貢獻的新階段。一個“世界結構”[5]中的中國和“世界文明中的中國文化”[6]已經成為研究中國與世界關系、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形態交流互鑒的基本視角。

當然,這里的“中國”概念不單純是西方現代民族國家政治框架中的單一而封閉的政治實體,而是一個持久、開放和包容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群體——在過去的三千年,不僅在公元的第一個一千年主動參與建構了東亞為主的華夏文化圈,而且在接下來的一千年啟發了西方的現代文明,并完成自身從相對比較中的衰落到由邊緣而中心的復興。[7]

中國這個“超穩定”[8]的文化結構,雖然因為內外原因時有中斷,但卻擁有著改變或者調解世界文明的持續動力,而這一動力主要表現在中國由內形成向外輸出的思想或文化特征。張岱年、王東提出,“中國古代形態的主體性思想,帶有明顯的早熟性:比較偏重于內在超越性的道德自律主體性,在人對自然關系上的外在主體性略嫌不足;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主體性,早早地超越了個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單主體性。”[9]因此,“從世界思想、世界文化發展的宏觀視角來看,中國文化思想主流中貫穿的這種超越個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互主體性觀念,代表了一種迥然不同于西方近現代思想的新型的主體性觀念和價值觀念。這就充分說明,中華文明的現代復興,必將給二十一世紀新型文明帶來福音,而決不是對人類文明的威脅。”[10]從兩位學者的論述中,我們再次回到了上文提到的,超越了單一主體性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文化間性思想,這是中國這個龐大帝國從自身的天下觀中生發出來的對于自我和他者的認識論。

除此之外,中華文明中的人文主義色彩和制度主義優勢也被西方文明所借鑒,成為西方文明現代化的重要構成性力量,而不是主導現代世界史的中西或東西二元對立,乃至文明優劣論。比如,周寧提出:“啟蒙哲學家對中國形象的信念,來自于兩個基本觀念:一是性善論,二是道德理想通過政治權威達成社會公正與幸福。這兩個基本觀念,恰好又體現在他們構筑的開明的中華帝國形象中。”[11]換句話說,中外文明或文明間的互構性是一個理解人類文明交流互鑒,以及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偉大倡議的重要歷史視角。

那么,在認識到這一文化間性的歷史邏輯和倫理邏輯之后,核心的問題就是如何保證這一交流是可能的,這一互鑒是可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果落腳到具體的傳播、共享和共建,什么樣的媒介技術和傳播手段需要得到提倡和應用?中國除了提出理念和規范,還會對數字化的文明交流作出哪些特殊的貢獻?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其對數字經濟的貢獻日益增加。中國社會的數字化、網絡化、移動化、智能化和互聯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領先全球,并以質優價廉的產品和服務,客觀、中立、包容和實用的合作態度,贏得了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尊重和市場的青睞,在完成自身數字化轉型之后也向全世界提供了完成數字革命的中國方案。這一數字化進程在媒介領域的延展,就是近五年來中國媒體融合進程的大力推進,形成了新的中國與世界進行對話和交流的技術基礎和傳播生態。2019年1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報社就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舉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并就推動媒體融合發展、建設全媒體作了重要講話:一方面要通過繼續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打造一批具有強大影響力、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另一方面要統籌處理好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中央媒體和地方媒體、主流媒體和商業平臺、大眾化媒體和專業性媒體的關系,形成資源集約、結構合理、差異發展、協同高效的全媒體傳播體系。[12]正如上文所述,在新時代,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觀相匹配的是數字傳播技術,而數字傳播技術的具身化或組織化就是一個全媒體傳播體系。這一體系從技術與產業邏輯出發,后來成為國家戰略,以打破傳播邊界和體制自我革命的制度勇氣,將為中外文明間對話提供最清晰的頂層設計、最廣泛的連接性、最豐富的數據儲備、最優化的流程設計、最智能的實時分析和最便捷的對話空間。基于此,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將以提煉內功的方式得到最大提升,也能與世界不同文明進行多層次、多渠道、多主體的靈活交流。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文明對話不完全是沒有邊界的傳播和沒有秩序的對話。在多極世界格局和多元文明力量緩慢付諸實踐的同時,單極主義、霸權主義和政治極化也在世界各地蔓延,成為阻礙文明間有效交流的屏障,乃至文明沖突的導火索,即便是在一個全球互聯的數字化生存的時代。因此,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全球信息與傳播技術創新最具活力的國家,中國始終在推動國際格局和文明秩序不斷朝著多元主義、多邊主義邁進的同時,堅守文化主權,捍衛文化傳統。對廣大發展中和后殖民國家而言,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在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所建構的“世界是平的”迷思——或者說文化全球化這一全球主義霸權敘事——的面前,如何在開放的同時保持自主,在發展的同時不忘來路,在全球同化或者說西方同化面前找尋符合自身利益和文化秩序的發展道路,依然是這些國家和文明在面向未來時需要時刻切記的歷史教訓。

這一辯證的發展思路在由信息技術驅動的新一輪全球化伊始,就被中國學者提出,并將中華文明為這一數字革命和數字全球化所能夠提供的倫理規范也呈現在世人面前。早在1997年,金吾倫就寫道,“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設中,為了保護民族文化的生存與發展,應創造一個有利于世界各民族文化平等競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環境”。他認為,“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設中,中華傳統文化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其整體觀念和群體意識,對所在群體或社區的義務和責任感、歸屬感乃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特色。第二是中華傳統文化所強調的修身養性、道德自律”。[13]二十多年過去了,面對假新聞、仇恨言論、小報化、信息繭房、政治極化等移動互聯網上層出不窮的各種倫理失范現象乃至違法行為,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數字時代的文明交往是否已經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一個只有在口號中喊出而并不可能在技術過程和政策實踐中實現的新文明秩序。在這個歷史時刻,反觀上述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精到論述,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旨歸的中華文明對世界的貢獻遠沒有被寫入每一個影響我們思維和行為的計算機代碼。

未來:數字時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多樣、平等、開放和包容為原則,通過全媒體傳播實現文明間對話與互聯

在數字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導下的文明交流互鑒,首先,需要明確的倫理規范,那就是長久以來世界各文明體通過互動(包括對抗)、對話和融合所形成的,也包括中華文明所貢獻的一系列倫理準則,可以簡要概括為多樣、平等、開放和包容,而不是以自由主義為包裝的單向度霸權式全球主義;其次,需要充分利用新技術和新平臺所賦予的各種傳播能力,在史無前例的全面而豐富的“連接性”和具有革命性的“智能化”基礎上,挖掘多種文明構成要素,廣泛使用多種移動終端,充分發揮個體、群體、企業、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等多個主體的交往能動性,從而達至全媒體傳播基礎上的文明間對話和共榮。正如我們在分析“一帶一路”的數字化故事中所展現的,新興媒體平臺在拓展多層面的連接性和創新內容形式與講述方式上擁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也將賦能所有跨文化的傳播參與者。[14]

連接性。根據Hootsuite披露的最新數據,全球互聯網用戶數已經突破了40億;全球76億人中,約三分之二已經擁有手機,且超過半數為“智能型”設備,因此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更加輕松地獲取豐富的互聯網體驗。[15]數字鴻溝雖然繼續存在,但數字貧困地區和數字貧困人群的數量在逐漸減少,非洲、南亞等地的移動互聯網用戶和社交媒體用戶數量都保持了快速的增長。在這個基礎上,以互聯網平臺公司為基礎設施的數字傳播網絡將全世界數十億用戶連接在一起,空間的界限正在消弭,實時互聯不再是障礙,不同文明間的數據流正在以幾何級數增加。不管是個體還是群體,都有著超越傳統組織和人際關系從而將連接空間拓展至其他文明的可能。與此同時,豐富的連接性也使得數字網絡本身被文明邏輯所滲透,尤其表現在社交媒體方面。全球社交媒體應用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文化的全球化和本地化邏輯,表現出明顯的文化或傳播地理學色彩。

對話性。廣泛的連接促使了文明間對話在各個平臺和各個主體間展開,除了傳統的建制化的對話渠道,各類數字平臺使得跨越組織、群體和個人的復線對話成為可能,最典型的就是社交媒體和網絡游戲。從BBS到如今的各類應用,社交媒體使得全球平面互聯成為可能,個體、組織和群體在這個新的虛擬生態中可以隨意進行連接和組合,一方面促進了跨文明的對話,比如每一個個體都可以通過這一平臺與其他文明圈的個體產生直接互動,充滿了意義的交換與價值的互動;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文明的重新部落化,使得單一文明內部的群集性和組織性達到了新的高度。游戲平臺更具有全球性,它通過把不同文明體的玩家集合在一個虛擬空間之內,形成了無疆域的協作或對抗,也淡化了文明間的差異。基于這些數字或者網絡平臺,跨文明對話已經不是一個固定的機制,而是一種流動的常態,必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帶來新的動能。

共享性。基于連接與對話,不同文明體之間的信息共享將更加便捷和頻繁,更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累積的共享信息的增加,文明間的對話、互動乃至協作將生成比傳統媒體時代更多的集體記憶,[16]而這些記憶型構了文明體自身和之間的身份認知,也將決定未來文明交流互鑒的方向。比如,對從兒童時代就接觸各種外來的或基于內外合作生產的移動語言學習終端和互動動漫作品的數字原住民一代而言,國家認同和文化身份認同也許依然是比較清晰的,但對不同文明的感覺距離必將縮小,體驗差異也將減少,因為這已經成為這一代人個人文明進程或者說跨文化社會化進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這一現象在前數字和前網絡時代是基本上被物理空間隔絕,被各種建制化媒體和文化傳播渠道所遮蔽或過濾的。更廣泛、更長久的共享性將有可能決定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否能快速被感知、被體驗和被認同,恰如二十世紀中葉電視的出現使得所謂的“地球村”成為感官現實。

智能性。當下,一款基于大量語料、機器學習和云服務的智能翻譯機就可以在跨語言交際中扮演重要的工具性作用,甚至使得“學外語是否還有用”成為一個被熱議的話題。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賦予了人類超越自身認知和信息處理的新能力,也就慢慢突破了傳統意義上文明間交流的眾多障礙和困難。雖然可能無法從本源上解決互相理解和“他者”視角的問題,但卻提供了更多解決實踐問題的可能,而且越來越符合人們的期望和想象。在這個產業的發展上,中國在全世界有著一席之地。除了自身優秀的創新機制和創新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華文明的包容胸襟,近代以來的實用主義傳統,以及以他者為重、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精神。這些文明因素以各種方式滲透進科技的創新和應用中,必將為智能傳播設定倫理和道德的邊界。

安全性。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我們也許可以延伸出數字時代的文明安全觀,它既包含傳統的安全因素,也涉及非傳統安全因素,比如網絡安全。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確實拓展了文明交流互鑒的范圍,提升了文明交流互鑒的水平,但技術內在的不確定性,網絡平臺的私有和壟斷性質,以及各個權力機構的利益訴求和干預手段,使得網絡空間既充滿了連接、對話和共享,也飽受不安全因素的影響,日益加劇的信息戰,針對不同文明體的流言、謊言與刻板偏見(比如以穆斯林世界為單一指向的恐怖主義話語),以及斯諾登事件以來的跨國信息監控,等等,極大地挑戰了文明間平等和公正的交流秩序,遑論互鑒。因此,在數字與網絡技術帶來的自由而繁榮的神話之下,我們仍然需要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負責任地、有的放矢地利用傳播工具,實現文明互鑒的價值,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添磚加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傳媒體制機制創新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JJD860002;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傳播創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姬德強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周寧:《探尋世界文明的中華文化資源》,《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第81頁。

[2]Harold A. Innis,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1.

[3]喻希來:《世界文明中的中國文化》,《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第64頁。

[4]周寧:《探尋世界文明的中華文化資源》,《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第84頁。

[5]鄧正來:《“世界結構”與中國法學的時代使命》,愛思想,2019年3月10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785.html。轉引自《中國法學向何處去(第二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6]喻希來:《世界文明中的中國文化》,《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第61頁。

[7]周寧:《探尋世界文明的中華文化資源》,《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第83頁。

[8]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1月。

[9]張岱年、王東:《中華文明的現代復興和綜合創新》,《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5期,第13頁。

[10]張岱年、王東:《中華文明的現代復興和綜合創新》,《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5期,第14頁。

[11]周寧:《探尋世界文明的中華文化資源》,《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第85頁。

[12]《習近平: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 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共同思想基礎》,人民網,2019年3月12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126/c64094-30591124.html。

[13]金吾倫:《信息高速公路與文化發展》,《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第14頁。

[14]Deqiang Ji&Zhengrong Hu (2017), "New Media for a Dialogue of Civilisations",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10, 2019, https://doc-research.org/2017/11/belt-road-initiative-new-media-dialogue-civilisations.

[15]《2018全球數字報告:互聯網用戶數突破40億大關》,新浪科技,2019年3月12日,http://tech.sina.com.cn/i/2018-01-30/doc-ifyqzcxi3004223.shtml。

[16]可參考姬德強等:《不能讓中非傳統友誼和歷史“被失憶”》,《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9期,第85頁。

胡正榮,中國教育電視臺總編輯、教授、博導,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曾任中國傳媒大學校長。研究方向為新媒介、國際傳播、文化產業。主要著作有《中國國際傳播發展報告(國際傳播藍皮書)2017》《全球傳媒產業發展報告20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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