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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夫與史華慈關于“毛主義”的爭論述評


2019-07-04    來源:理論觀察    作者:王龍騰

摘 要:魏特夫和史華慈在1960年圍繞“毛主義”展開一場爭論。魏特夫既認為“毛主義”的農民政策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農民觀點的延續,不具有獨創性,又指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沒有體現“毛主義”的基本特征,這均是因為他未充分認識到其背后的歷史和理論背景。史華慈一一回應了魏特夫的質疑,他關于“毛主義”的概念是基本可取的,毛澤東領導的獨特的中國革命實踐,必然產生新的指導思想。 
   關鍵詞:魏特夫;史華慈;“毛主義”;農民政策 
   中圖分類號:A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19)04 — 0026 — 03 
   1951年,史華慈的博士論文《中國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率先提出“毛主義”(Maoism)的概念,隨后(1952年)他與費正清、布朗特合著的《中國共產主義歷史文獻》中繼續闡釋“毛主義”的概念,這“標志著西方國家對中國以及毛澤東的研究發生‘范式轉變’,……從此西方國家對毛澤東的研究進入學理研究時代”〔1〕105,也由此在西方學界引發了一場關于“毛主義”的爭論。1960年,魏特夫在《中國季刊》第1、2期發表《“毛主義”的傳說》一文,質疑史華慈和費正清關于“毛主義”的論點,史華慈遂在《中國季刊》第2期發表《“毛主義”傳說的傳說》作為回應。在梳理和評析雙方的爭論之前,明晰雙方的一貫立場,對理解雙方的論點有一定的幫助。在西方學界,史華慈屬于自由派,而魏特夫屬于保守派,史華慈在《“毛主義”傳說的傳說》的末尾即暗有所指地指出:“現在該是魏特夫教授克服幻覺的時候了,即克服由他特殊的經歷和特殊的‘理論’所賦予他的——并不適合于我們其他人——理解共產主義的某種特殊方式。”〔2〕259具體地說,魏特夫1920年加入德國共產黨,后任德共中央委員,1933年被納粹投入集中營,出獄后移居美國并入美國籍,20世紀30年代中期與共產主義運動決裂。 
   一、魏特夫:農民政策與“毛主義” 
   在《“毛主義”的傳說》的第一部分中,魏特夫開篇指出,他不認可“毛主義”的提法,他將“毛主義”的中心思想歸結為“中國共產主義政治戰略的獨創性主要表現在以農民的支持為基礎這一點上”〔2〕214。因此,他不認同費正清和史華慈的論點,即費正清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把農民運動作為革命的階級基礎的和史華慈認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意味著農民本身將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因為這意味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偏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非正統性。 
   因此,他接下來論述馬克思、恩格斯的農民政策及后來由列寧在1906年和1920年發展了的農民政策。首先,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農民沒有能力組織和領導他們的政治斗爭,他們是保守甚至反動的,但他們可以在反對封建專制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發揮重要的革命作用。其次,1906年,列寧在俄國革命中實踐了“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以獲取農民的支持。1920年前后,他因此推而廣之,稱在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前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戰略中,農民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作用,在落后國家和殖民地(包括中國在內),共產黨和準備建立共產黨的人要宣傳關于農民蘇維埃的思想,如果條件允許,應立即建立農民蘇維埃。最后,作為列寧農民政策的延續,在斯大林指導下的共產國際,繼續中國在無產階級(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蘇維埃的實踐。〔2〕212-229 
   魏特夫通過梳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農民政策,指出在中國的蘇維埃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并沒有突破馬克思列寧主義而產生新思想,恰恰相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統思想在中國的延續。 
   在我看來,如同魏特夫所言“毛主義”的中心思想是農民的支持,毛澤東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獨具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但魏特夫糾纏于這一思想是否來源于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背景,卻忽略了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歷史背景,在毛澤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走上農民蘇維埃道路之時,莫斯科和中共中央還在堅持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政策,是毛澤東堅持和實踐了這一思想,稱其為“毛主義”并不為過。即使就理論背景而言,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前半段,由于條件和環境限制,毛澤東接觸到的馬列理論著作有限〔3〕20,他在1936年向斯諾稱:“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4〕147因此,很難說他在農民政策上受到馬列理論直接影響的程度有多大。不過,得益于毛澤東早年確立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及思想方法,使他在尚未系統掌握馬列理論的情況下,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在思想和行動上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農民政策不謀而合。 
   二、魏特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新民主主義論》與“毛主義” 
   在《“毛主義”的傳說》的結論部分中,魏特夫認為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沒有概括出共產黨領導農民革命的思想。因此,魏特夫在這一部分詳細論述《報告》是否包含“毛主義”。 
   首先,魏特夫申明“毛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共產黨的革命領導權和對農民的組織、領導。他指出毛澤東1927年3月寫就的《報告》,既沒有提到革命領導權問題,也沒有提到作為土地革命核心的土地問題,到1951年編入《毛澤東選集》時才將這兩點補充進《報告》。其次,他反駁費正清等人認為《報告》與共產國際路線不一致的觀點,相反,在1927年5月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擴大會議上,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高度稱贊《報告》,并被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轉載。再次,他指出在國共合作破裂前夕,毛澤東實行約束農民運動的政策,在八七會議上被批評為“機會主義”,這與“毛主義”的基本特征不相符。最后,他指出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僅僅執行了共產黨的領導這一特征,土地問題再次被忽略。接著,魏特夫簡要指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中國革命“兩步走”戰略,來自于列寧與斯大林的觀點,并以《新民主主義論》中引用列寧和斯大林的話為證明,反駁史華慈等認為的毛澤東在理論上的獨創性。〔2〕230-249
在我看來,魏特夫雖然承認毛澤東寫作《報告》時國共合作的歷史背景,但他并不將其看作《報告》未明確提及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問題的理由。事實上,在當時國共黨內合作的背景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國民黨員的身份進行工作,盡管農民工作多是由共產黨員及不公開的黨組織領導的,但出于維護國共合作局面的考慮,不宜公開宣稱“共產黨的領導”;《報告》中提及在對土豪劣紳進行政治上的打擊之外,還通過減租減押等經濟手段進行打擊,在實踐上已觸及土地問題,大革命后期國民黨軍官(如夏斗寅、許克祥等)反共就有這方面的原因。至于國共合作破裂前夕,毛澤東在農民運動上的保守行為,與共產國際要求維系國共合作局面的政策有關,而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失敗后,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井岡山地區開辟根據地,隨后先后寫就《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文,從實踐和理論上解決土地問題,魏特夫卻對此視而不見。 
   1936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北上陜北后,得以有時間和條件系統地閱讀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唯物史觀等著作〔3〕21,《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就是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寫就的。一方面,《新民主主義論》確實借鑒了列寧和斯大林的觀點,毛澤東在其中稱“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5〕669,這正體現了“毛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脈相承。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6〕664這也是毛澤東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的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因此也就必然具有獨特性。 
   三、史華慈:對“毛主義”傳說的回應 
   史華慈在《“毛主義”傳說的傳說》一文中回應魏特夫的批評。他首先申明其著作的兩個目的:一是毛澤東及“毛主義”的策略在中國共產黨內確立領導地位的過程,二是“毛主義”的策略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言的含義。接著他從語義學上說明“毛主義”的含義,即毛澤東的戰略和策略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和豐富,而對于馬列主義的發展和豐富涉及1940年以后的階段,比如“整風”、“思想改造”、“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改造”等。 
   他逐一答復魏特夫的主要論點:1.他從未說過馬克思、恩格斯否認農民在人類歷史中的作用;2.1906年列寧改變土地政策,并未影響他始終堅持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有無產階級基礎的觀點;3.列寧主義(包括列寧在共產國際二大上所作的《關于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為“毛主義”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而不是“毛主義”本身;4.指出魏特夫所引征的巴庫會議資料沒有說明任何問題和季諾維也夫關于農民問題的觀點具有不確定性和模糊性;5.托洛茨基雖然1904年反對列寧,但他在1917年轉變成列寧黨組織思想的崇拜者,甚至以此批判斯大林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托洛茨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6.指出魏特夫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視為“毛主義”的關鍵文件是不當的,它只是“毛主義”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表明毛澤東認識到農民中隱藏的政治潛力;7.秋收起義是莫斯科和中共中央支持下的行動,是為了鼓勵農民起義,指責其忽視土地問題令人不解,而《報告》和秋收起義都是“毛主義”戰略具體化的不同探索階段,并特別指出“毛主義”是指1917年12月以后的時期;8.他同意魏特夫認為的毛澤東沒有忽視重返城市的長期目標,但這不能說明此策略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或不具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含義。〔2〕250-259 
   史華慈對魏特夫的回應是清晰而有條理的,同上文我對魏特夫論點的評析一樣,史華慈也指出魏特夫將視野局限于《湖南農民考察報告》和《新民主主義論》,以點代面地論述“毛主義”,顯然是片面的。正如史華慈所說,“毛主義”是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和豐富的過程,因此需要結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等人的著作,通過對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和著作進行系統的研究,探討“毛主義”的來源、內涵和意義。不過,盡管史華慈等“看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要素,看到了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7〕40,但其關于“毛主義”的理解和闡釋還存在偏差。因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于“毛澤東思想”的闡述,更加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8〕97-98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 〔9〕繼蘇俄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這樣地理和人口意義上的大國,致力于進行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民主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這種偉大的革命實踐,必然產生不同于既有理論的新指導思想——“毛主義”,或者稱之為“毛澤東思想”。 
  〔參 考 文 獻〕 
   〔1〕陳弘,盧秀玲.國外毛澤東研究首次論戰的回顧與思考〔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09). 
   〔2〕蕭延中.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4卷):“傳說”的傳說〔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 
   〔3〕楊奎松.毛澤東為什么要寫《論持久戰》?〔J〕.抗日戰爭研究,2018,(03). 
   〔4〕〔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5〕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路克利.哈佛大學的中國共產黨研究〔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2. 
   〔8〕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 
   〔9〕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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