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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式腐敗的生成邏輯及其治理路徑


2019-03-26    來源:中州學刊    作者:何旗

摘 要:近些年來,家族式腐敗成為我國各種腐敗行為中的典型類型,其危害巨大,影響極其惡劣。根據家族式腐敗呈現出的特征,可將其分為共同受賄、權力蔭庇、期權投資、編織網絡等四種模式。從成因上看,家族式腐敗是權力、心理、親情、制度四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應通過涵育廉潔家風、強化權力監督、管理利益沖突、完善廉政制度等途徑,對家族式腐敗進行有效治理。 
  關鍵詞:家族式腐敗;運作機理;生成邏輯;治理路徑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9)01-0007-05 
  家族式腐敗是近些年來我國各種腐敗行為中的典型類型,所謂的“夫妻店”“父子兵”“兄弟連”“叔侄坊”“連襟會”等腐敗圖景均是其生動寫照。家族式腐敗的產生及蔓延,對整個政治生態、社會生態和市場經濟發展具有極強的破壞力。為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風,切實管好配偶、子女等親屬,決不能縱容默許他們借助自己的權力牟利。新時代,在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權背景下,如何對家族式腐敗進行防范與治理,已成為學術研究和反腐實踐的重要議題。 
  一、四種行為模式:家族式腐敗的運作機理 
  通過對大量家族式腐敗案例進行歸納分析,可以發現其運作方式具有一定規律性,如收受賄賂曲線化、利益輸送關聯化、利益回饋期權化、利益交換網絡化。由此,依據腐敗分子不同的行為方式,可將家族式腐敗概括為以下四種模式。 
  1.共同受賄模式 
  此種模式具體表現為腐敗官員與其家族成員“并肩作戰”,前者大開權力黑市,后者借此謀取利益。家族成員或充當“批發商”,倒騰公共資源,進行權力尋租;或出演“經紀人”,客串官場掮客,幫助買官賣官。這類家族式腐敗模式的運作機理在于,以血緣、姻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親人社會”,使家族親屬間結成血濃于水的血緣共同體,彼此間相互熟悉、相互信任,有利益可以共享,有難處可以互助。①官員與其家族成員沆瀣一氣,一方唱主角,一方演配角,彼此默契配合、協同作戰,從而共謀貪腐、聯手“致富”。 
  2.權力蔭庇模式 
  “蔭庇”原指大樹枝葉遮蔽陽光,宜于人們休息。舊時也常指子孫憑借先輩的功勛而得到封賞,如憑借父親蔭庇,為朝廷命官。②當“蔭庇”行為與公共權力相互勾連時,往往會衍生出權力腐敗亂象。權力蔭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蔭庇仕途。官員通過手中的權力提攜家族成員,為他們謀取仕途上的利益,充當其職務晉升的“蔭庇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某些領導干部一旦掌握實權,便不擇手段地“封妻蔭子”,為家人乃至親戚“封官晉爵”。如早前查處的“安徽第一權力家族”——安徽省原省委副書記王昭耀家族貪腐案,黨的十八大后查處的令計劃、蘇榮等家族腐敗案,均堪為典型案例。二是蔭庇經商。官員利用職權或影響力為配偶、子女及其他家族成員從事營利活動提供各類便利條件。這種腐敗的顯著特征是家族成員中有人在“體制內”擔任公職,有人在“體制外”經商,即一家之內分成“權與商”兩部分,“前門當官、后門開店”,從而形成“權為商開路、商為權鞏固”的家族官商勾連腐敗鏈條。如上海市原副市長艾寶俊在其分管的領域,為其兒子、妻子、弟弟開公司、接項目、操縱市場謀取巨額利益提供便利;河北省原省委書記周本順出面站臺為其子經商創造條件等。 
  3.期權投資模式 
  官員在任期間與某些商人或下屬等利益相關者訂立“協約”,將手中掌握的權力作為一項資本進行投資并施惠于后者,受惠的商人或下屬在未來某個時期對其配偶、子女等親屬進行利益回報。譬如,上海市勞保局原局長祝均一先是利用職權無條件地為商人張某某拆借資金牟取巨額利益,事后把妻子安排到張某某公司擔任高管,“名正言順”地領取高額薪酬。在此類腐敗中,腐敗分子與商人或下級之間形成了雙邊利益交換,但利益交換不是即時性的“一手辦事、一手受賄”“邊收錢邊謀利”,而是事后性的“先施恩惠、后求回報”。相比“權力蔭庇”,此種模式下腐敗官員為家族成員謀利的策略手法更加迂回。而且,這種遠期“兌現”的腐敗故意拉長了利益交換的時空聯系,故意割裂了利益交換的因果關系,制造了獲益時不在位、不在崗、不具有國家公職人員身份等法律障礙,造成紀檢監察等機關在查辦案件時難度增大。 
  4.編織網絡模式 
  有的官員特別是級別較高的官員很善于經營手中的權力和資源,他們已不滿足于簡單的貪污受賄、裙帶提拔和家族親屬間私下暗地的關聯交易和利益輸送,而是直接將家族成員拉入自己的貪腐利益集團,充當其貪腐的助力,共同在政、商等各界編織關系網,將“權力的家族網”與“上下的權力關系網”糾合在一起,用權力的“保護傘”來保護“權力的家族網”,從而聯手打造以親屬為核心的腐敗陣營聯盟。在這類關系網中,既有官商勾結,也有上下勾連;既有領域內腐敗,也有跨領域腐敗;既有區域性、系統性腐敗,也有跨地區、跨部門腐敗;既有權錢交易,也有權權交換。每一個身處關系網中的成員都能在這張大網上找到自己的結點,他們在權力尋租和腐敗利益交換中或相互勾結,或相互利用,或相互包庇,利用政治權力交換經濟利益,利用經濟利益追求政治權力。 
  二、多重因素的交疊作用:家族式腐敗的生成邏輯 
  家族式腐敗的生成是權力、利益、親情和制度四重因素交疊作用的結果,它們共同決定著家族式腐敗的形成與發展。 
  1.公共權力是家族式腐敗發生的基礎工具 
  公共權力具有天然的腐蝕性與擴張性,未得到有效監督的權力,其腐蝕性和擴張性會最先體現在掌權者身上,而后便延及掌權者的身邊人。有學者指出:“公權力是一種能力,是一種對公共資源和組織成員的支配能力,如果對其不加以約束,不僅官員本人利用,還可能通過‘寄生性家族利益輸送’惠及整個家族,帶來家族的集體升遷和財富集中。”③公職人員擁有的“權威分配社會資源”的公共權力,為腐敗行為提供了前提和基礎。正如英國啟蒙思想家霍布斯所言,一切權力只不過“是一個人取得某種未來具體利益的現有手段”④。可見,家族中一人或多人掌握的能為其他家族成員謀取利益的公共權力,是家族式腐敗得以產生的載體或工具。縱觀已查處的大量案例不難發現,官位越高,手中掌握的權力資源越大,管轄的領域越廣泛,越容易發生向家族成員進行關聯交易和利益輸送的腐敗行為。換言之,家族式腐敗必然依附于公共權力,其本質是公共權力淪為某些家族牟利的私器。
2.追逐利益是家族式腐敗發生的內在動力 
  官員為何要腐敗?說到底還是利益的驅動。亞里士多德在對腐敗與人性進行解說時有段名言:“把權威賦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為欲望具有獸性,縱然最優秀者,一旦大權在握,總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蝕。”⑤此言揭示了腐敗的人性根源,即腐敗是追逐私利的人性在作祟,尤其是人性當中具有追逐無窮盡欲望的一面。通過對眾多家族式腐敗案件的觀察與分析可以發現,小族群利益驅動是催生家族式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所謂“小族群利益”,指的是由一家一族成員所共同享有的利益,它是與國家、集體、社會等“大家利益”相對而言的“小家利益”。相比之下,“小族群利益”是家族成員容易獲得并能夠享受得到的。“一群人的欲求肯定比一兩個人的欲求動力要大得多,一些貪污腐敗官員表現出個人利益至上、家族利益至上、對家族的忠誠要比對國家的忠誠重要且牢固得多的言行舉上。國家公眾利益是抽象的,是利他的,自己和家族利益卻是實實在在的,褊狹的社會情感使其為家族謀利益的動機更為強烈。”⑥于是,“小族群利益”就攀升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之上。“為家族等小團體出力優先于為國家效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當今中國的潛規則之一。”⑦由此,在狹隘的家族小團體利益至上心態的引領下,部分官員與其家族成員罔顧國家和公眾利益,肆意以權謀私,出現親屬貪腐窩案、家族腐敗犯罪。 
  3.親緣關系是家族式腐敗發生的外在誘因 
  美國精神病學家阿伯拉哈姆遜曾提出一個著名的“犯罪行為公式”。按照他的觀點,犯罪行為的構成因素可用函數公式表述為:C(犯罪行為)=[T(個人的犯罪傾向)+S(外界誘因的誘惑狀態)]/R(個體對外部誘惑的心理抗性力)(即C=T+S/R)。這一公式清晰地表明,犯罪行為的實施與否并不完全取決于個體自身的素質,還需要存在一個適宜實施犯罪的外在客觀環境。我國有學者指出:“作為一種行為和活動,腐敗也是建立在一定的人際關系之上的,人際關系作為腐敗的一個條件,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⑧對于不道德的腐敗行為來說,其實施與否也受外部環境尤其是家庭環境影響,如配偶、子女等近親屬的鼓動、教唆或慫恿等消極因素都極有可能成為誘發行為主體產生家族式腐敗動機的可能。譬如,有的家人經常會向官員吹耳邊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大家都在拿,為什么你不能拿”“當官就是要讓家人過上好日子,要不等退休就都沒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等等。 
  親情、利益、信任等因素極易激發身處親緣關系網中的官員及其家族成員的家族式合謀腐敗的動機并提升其共同腐敗認同度。換言之,對家族親屬的親情、責任與義務在以權謀私過程中加固了家族成員彼此間的人際信任和依賴程度,使權力主體在做選擇時的利益動機被親情因素所束縛和捆綁,將經濟行為、政治行為牢牢嵌入在親緣關系結構中,因而給腐敗官員及其參與腐敗的家族成員帶來可靠性預期,從而提升家族式腐敗的安全系數,穩定了在腐敗過程中家族成員間的合作性動機與行為及基于身份類別的家庭角色行為規范。可見,基于血緣、姻緣關系的家族親屬對于掌權者而言,在一定條件下也是激發其腐敗動機的消極因素。 
  4.制度缺陷是家族式腐敗發生的根本因素 
  在一個既定而完善的制度系統中,制度對公職人員的權力、責任、行為規則有明確的規定,并有相應的監督機制和懲戒措施,為識別和控制腐敗行為提供了依據和手段。而在一個既定有效但不完善的制度系統中,由于制度系統對于公共行為的規定不嚴密,而為腐敗行為的發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在這樣一個制度系統中,一方面腐敗被懲治的風險有所降低成為激發腐敗者實施腐敗行為的動力,另一方面由于長期的體制不健全,腐敗行為有可能制度化(成為公務人員的行為習慣而合法化)。⑨可見,制度安排是否完善,直接影響著腐敗行為發生的機會及機會的多寡。譬如,利益沖突管理機制不完善、官員個人事項報告制度漏洞等,都易給官員及其家族親屬合謀貪腐、利益輸送及家族裙帶提拔等創造滋生家族式腐敗的機會。更有甚者,與防治家族式腐敗密切相關的防止官員利益沖突、官員家庭財產申報與公開等方面的立法尚未有實質性進展,一些領域的廉政制度缺失無疑也給許多官員及其親屬“暗度陳倉”進行關聯交易和不當利益輸送等貪腐活動預留了暗門。此外,廉政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存在的應付執行、選擇執行、被動執行、機械執行、歪曲執行、拒不執行等問題同樣容易為家族式腐敗的發生制造機會。如官員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官員親屬經商辦企業規定、官員任職和公務活動中回避親屬關系的規定、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以及官員廉潔家風建設有關規定等防治官員家族式腐敗的相關廉政制度等,在執行過程中長期存在有制不依、執制不嚴及選擇性執行等現象,給官員在執行這些制度時做手腳留出了空間。 
  三、樹立標本兼治理念:家族式腐敗的治理之策 
  家族式腐敗是近些年來腐敗現象呈現出的一個新特點,影響更為惡劣,危害更為嚴重,若任其產生和蔓延,必將侵蝕黨和國家的健康肌體,因此必須堅決遏止。我們應對癥下藥,針對家族式腐敗生成邏輯,從培育良好家風家教、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實施利益回避、健全完善制度等方面著手,構建防治家族式腐敗的長效機制。 
  1.涵育廉潔家風,規范官員與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關系 
  之所以強調家風建設,是因為家風不僅是一家一戶之事,更與黨風政風、社風民風息息相關。一個普通家庭如果家風不正,易引發諸多家庭問題;對居于領導崗位的官員而言,不良的家風往往成為牽引其自身及家庭和家族走向腐敗的繩索。因而,注重領導干部家風建設,涵育清正廉潔家風,既是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的“保險栓”,又是抵御家族貪腐的“防火墻”。當前治理家族式腐敗,尤其需要從家風建設入手。作為“關鍵少數”的領導干部既要嚴于律己,又要從嚴治家;既要把好廉潔自律的“前門”,又要守好家庭防線的“后門”。同時組織上也應對各級官員的家風建設常抓不懈,通過教育等軟約束對官員親屬進行全覆蓋,提升其政治覺悟、法律意識和道德水平,以此規范官員的家庭關系,營造良好家風,筑牢抵御貪腐的家庭防線。
2.強化權力監督,斬斷官員與家族成員共謀的利益鏈條 
  強化對官員手中權力的監督,無疑是從外圍斬斷官員與家族成員利益共謀和利益輸送鏈條的重要手段。為此,一是要深化政治巡視,建立巡視巡察上下聯動的監督網。進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級巡視力度,開展重要決策、重要工程項目審批、重要人事安排、大額度財物開支事項及個人家庭財產申報、三公消費等專項巡視監督,在增加巡視組數量和巡視頻次及改進巡視方式方法基礎上,實現對省、市、縣各級領導班子成員常態化、全覆蓋巡視。同時,鑒于家族式腐敗具有“曲線撈錢”“迂回助親”等特點,對領導干部的巡視監督范圍宜延伸到他們的親屬圈(如近親屬的從業、經商、財產情況及違法違紀行為等),對于那些有近親屬從事營利活動、在境外留學或居住的領導干部應列為重點監督對象。二是要突出群眾監督、輿論監督。來自媒體和公眾的監督在揭露腐敗行徑、追問貪腐真相方面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能夠成為巡視監督的有益補充。建議各地方紀檢監察機關同步擴大社會監督的視野和范圍,進一步暢通群眾舉報和監督渠道,如可通過設置舉報專線、投訴信箱、網站客戶端建設等,接受群眾反映有關領導干部用職務便利為親屬謀取私利問題的“一鍵式”舉報,從反映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等“身邊人”的問題著手,加大排查、核查力度,從而使官員以公權為家族成員謀私利的行為無處藏身。 
  3.實施利益回避,降低官員為親屬輸送利益的發生概率 
  從黨的十八大之后查處的腐敗案件來看,官員親屬不論是從政還是經商,都具有近水樓臺之便利。因而,實施科學合理的回避制度,降低他們利用權力為親屬輸送利益的概率,理應成為當前我國防治家族式腐敗的基本共識。其一,依法規制官員親屬經商行為,切斷官員與其親屬之間的不當利益輸送通道。要按照“級別越高、崗位越重要、權力越大、管理規定越嚴”原則,對官員親屬的經商活動范圍進行規制,防止官員與其親屬間進行關聯交易和不當利益輸送。為解決官員配偶、子女等近親屬經商辦企業可能存在的不當利益輸送隱患,應當對官員實行近親屬經商利益沖突的退出機制。同時,要加強對官員親屬經商活動的監管。其二,完善官員任職回避制度,隔斷家族成員“近親繁殖”“裙帶提拔”的利益鏈條。要及時補齊任職回避制度漏洞,在合理確定親屬回避范圍基礎上,適當擴大任職回避范圍。對官員親屬職業情況及其任公職資質、條件進行人事鑒定和資格審查。對在重要崗位即將任命的官員,實行其親屬職業狀況向上級組織申報制度,需要加以回避的,須按照制度規定加以回避。要提升任職回避制度執行力,對回避落實情況進行有效監管。在加強“體制內”監督的同時,組織人事、紀檢監察等機構可組織引導“體制外”的監督力量,鼓勵社會和媒體對公職人員的考核、調任、晉升等過程進行廣泛監督,從而使家族腐敗行為無處藏身。 
  4.完善廉政制度,壓縮官員與家族成員共同貪腐的滋生空間 
  如果說,實施利益回避是對家族式腐敗的“事先防范”,那么完善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廉政制度則具有“事后補救”意義。由于家族式腐敗具有隱蔽性和欺騙性,有關機關不進行深入調查便難以發現問題。因此,通過對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進行核查,成為抑制家族式腐敗的重要一環。就目前情況而言,領導干部個人事項報告制度在推行過程中還存在報告周期過長、報告的對象受限(副處級以上)、個人信息抽查核實難度較大、公開和監督不足等問題。當務之急,可推行公職人員個人事項即報制度。公職人員在遇到相關私事和公事時,需要立即向組織報告,便于紀檢監察和組織部門動態化掌握信息并及時發現和處置公職人員及其家庭廉政風險。為此,一是合理確定即報的內容。在參照領導干部個人事項報告內容基礎上,將公職人員近親屬的財產、從業、經商以及是否在其管轄范圍內經商以及是否移居境外等涉及到親屬可能利用其公權力牟取私利的利益沖突等相關信息列入即報的重點內容,根據不同部門和行業特點使之在實踐中加以細化和完善。二是逐步擴大即報的對象范圍。在即報對象上可適當擴大范圍,特別是在一些重要部門和重要崗位(如黨委、政府、紀檢、組織、司法、公安等),可逐步覆蓋至掌握較大較重權力的副處級以下公職人員,使其日漸成為各級公職人員必須遵守的規定。三是對即報材料進行綜合匯總。公職人員即時報告有關事項后,組織人事部門、紀檢監察機關有必要對報告材料進行綜合匯總,如分別綜合匯總即報的主體、內容、時限等,這種方式既有助于發現一些普遍性、傾向性、苗頭性問題,然后便于相關部門對存在的普遍性問題進行專項治理,也有助于通過逐一登記在案建立官員誠信檔案,以作為干部考評、選任、獎懲的重要依據。四是強化對即報的公開和核查。一方面,有關部門應以適當方式擴大個人事項的公開范圍,搭建公開信息平臺,如及時在即報人所在單位進行公示,鼓勵相對了解情況的班子成員及單位同事開展合法合規的監督;另一方面,主管部門應對即報材料進行必要的抽查和核實,研究制定即報核查監督結果認定和處置辦法,從嚴追究漏報、虛報、瞞報和故意提供虛假信息等不實申報者責任,將崗位禁入、現職退出、調離要職等問責舉措落到實處 B10 ,從而使即報制度更好發揮抑制家族式腐敗的功用。 
  此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領導干部個人事項報告的核心是財產公示。要抑制家族式腐敗,還應致力于做實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一是強調財產公示須以家庭為單位,建議將官員家庭財產公示寫入我國《公務員法》,并對公示對象、內容、范圍、環節、懲罰等事項作出明確規定。二是搭建官員家庭財產公示的核查監督體系。如運用互聯網+科技思維,建立房產、存款、債券等財產信息統計平臺,建立健全不動產登記信息平臺,實現與公安、民政、財政、稅務等相關部門信息的實時互通共享,消除“信息孤島”,并推動建立不動產登記信息公開查詢系統 B11 ,為領導干部家庭財產信息核實提供技術支撐。三是加強對官員家屬財產的監控。通過信息聯網互通,對官員親屬財產收支狀況進行動態監控,有助于及時發現和查處家族式貪腐行為。四是針對家族式腐敗案件中存在較為普遍的官員及其親屬擁有大量來源不明財產問題,建議對如何對待和處理大量不明來源財產的法律制度進行修改完善,這對于防治家族式腐敗也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國內政治學者徐勇認為中國社會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親人社會”。這種“親人社會”不僅“骨肉相親”“血肉相連”,而且利益攸關,家族成員之間易形成利益共同體、信任共同體,彼此有利益可以共享,有難處可以互幫。參見徐勇:《家族政治:亞洲政治的魔咒》,《學術月刊》2010年第12期。 
  ②阮智富、郭忠新:《現代漢語大詞典》(上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954頁。 
  ③陸葉:《扼制親緣腐敗重在制約權力》,《北京日報》2015年12月16日。 
  ④轉引自季忠:《社會辯證法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7頁。 
  ⑤[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169頁。 
  ⑥杜林致:《腐敗文化和心理:中韓比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28頁。 
  ⑦謝紅星:《家族主義倫理:傳統中國腐敗的文化之維》,《湖北社會科學》2016年第9期。 
  ⑧余緒鵬:《腐敗的外部條件研究——關系及其根源》,《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 
  ⑨張鎖庚:《腐敗和制度的互動》,《南京社會科學》1998年第9期。 
  B10 李秋芳、張英偉:《中國反腐倡廉建設報告No.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63頁。 
  B11 [美]羅斯·特里爾:《“打老虎”與立規矩》,《學習時報》2016年9月19日。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Family Corruption and Its Governance Path 
  He Qi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family corruption has become a typical kind of corruption in China, which has great harm and extremely bad influen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corruptio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modes: joint bribery, power shading, option investment and network weaving. In view of causes, family corruption is the result of four factors: power, psychology, kinship and system. Through cultivating a clean family style, strengthening power supervision, manag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improving clean government system, we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family corruption. 
  Key words:family corruption; operational mechanism; generation logic; governan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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