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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從“科學主義”到“科學精神”


2019-03-13    來源:北京檔案    作者:劉晉如

 摘要:本文針對檔案學術理性評價的構成問題展開研究,從哲學社會學的視角出發,通過對比“科學主義”與“科學精神”的核心內涵,透視檔案學術理性評價的本真。在此基礎上,全文剖析檔案學術評價的非理性現象及原因,并從同行評議制度、專門評價機構制度、“代表作”制度、準入和退出制度、回避和監督制度五方面提出檔案學術理性評價的制度保障。 
  關鍵詞:檔案學術理性評價評價制度 
  Abstract: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omposition of academic rational evaluation of arch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sociology, through the comparisonofthe"coreconnotationsofsci? entism"and "scientific spirit", we can find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academic evaluation of archives.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irrational phenomena and causes of academic evaluation of archives.And from the peer review system, special evaluation agency system, "representative work" system, access and exit system, avoidance and supervision system, the system guarantee of academic rational evaluation of archives is put forward. 
  Keywords: Archives academic;Rational evalua? tion; Evaluation system 
  一、科學與理性的概念辨析 
  西方啟蒙運動開啟了以科學為標簽的理性時代,然而隨著理性時代的發展,科學的內涵發生了“科學主義”與“科學精神”的分化。“科學主義”與“科學精神”有著本質的區別。“科學精神”是科學活動中必須遵循的理性精神,即對理性、客觀、公正、批判的不懈追求;“科學主義”是將自然科學的研究理念與方法無差別地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刻板主義。復旦大學教授俞吾金曾提到:“科學精神”是一個褒義詞,是一種在科學活動中認為真理高于一切的精神,而“科學主義”是在科學技術大發展的背景下產生的,是把只適合于自然科學研究的觀念和方法無條件地推廣到所有的領域中的刻板主義。這種學術價值觀直接導致了中國人文科學的盲目科學化和人文精神的弱化,學術評價也開始誤入了“科學主義”的歧途,產生了以評價主體局限、評價方式過度量化、評價內容單一、評價指標片面為具體表現的學術評價失范現象,這種“科學主義”的評價顯然是一種非理性的評價方式。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最先提出理性的概念,他指出理性的概念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兩種“合理性”概念的統一。工具理性是指“通過精確計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達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種以工具崇拜和技術主義為生存目標的價值觀,所以又叫功效理性。”[1]價值理性是“人類對價值和價值追求的一種自覺意識,是在理性認知基礎上對價值及價值追求的自覺理解和把握。”[2]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是合理性評價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而“科學主義”的指導思想會導致評價體系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斷裂,出現工具理性凌駕于價值理性之上的理性異化。因此,本文通過剖析檔案學術評價中的非理性現象及其原因,試圖從中探索“科學精神”指引下檔案學術理性評價的導向。 
  二、檔案學術的非理性評價 
  (一)檔案學術非理性評價的表現 
  1.評價隊伍結構失衡。現有的檔案學術評價主體主要有兩類:一類是高校、科研機構、圖書館、出版社等學術機構通過發布檔案學術權威排名目錄的形式確定檔案學科的核心期刊及高質量論文。這種以機構為單位的檔案學術評價主體數量較豐富,且發展較完善。如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共同發起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和書報資料中心共同研制的《“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等。另一類是檔案學者以文章和專著的形式對檔案學術進行評價,這種以個人學者為單位的學術評價主體數量較少。目前活躍于檔案學術評價的檔案學者有嚴永官、馬仁杰、胡鴻杰、陳永生、李財富、王協舟、周林興等人,參與學術評價的學者隊伍結構較為單一,整體呈現“南方多、北方少,高校學者多、實踐部門少,資深學者多、青年學者少”的態勢。 
  2.評價對象比例失調。檔案學界普遍重視對檔案學研究成果的評價,輕視對檔案學人和檔案學現象的評價。“對檔案學術研究的評價,不單是對成果自身與社會效用的判斷,更應當上升到主體認識的視野,從學術研究的主體性角度,去評價和剖析檔案學術研究主體在認識和研究檔案及檔案現象過程中的行為合理性與科學性。”[3]檔案學術主體是檔案學術成果的創造者,他們的價值觀和職業素養直接決定了檔案學人的學術行為。依靠外在的約束條件凈化學術環境,遠沒有喚醒檔案學人的本心立竿見影。此外,檔案學術的環境越來越復雜,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學術現象,而學界對于這些學術現象的評價意識還不是很高。這些現象的存在根源在哪里、是否有利于學術發展以及學界該如何應對等問題,都需要學者們集思廣益的探討與評價,這樣才能夠在新的歷史時期引導檔案學術健康穩定發展,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 
  3.評價指標不夠全面。檔案學術的評價指標缺乏對研究程序、研究方法的關注,導致了學術研究中的程序失范現象。有學者將科研程序歸納為:“選定課題—調研文獻—提出假說或觀點—選擇研究方法—制訂計劃—搜集專題資料—分析資料—撰寫研究成果—發表成果等幾個階段。”[4]由于現有的檔案學術評價沒有將研究方法和前期調研等作為學術評價的硬性標準,所以檔案學的研究通常會跳過研究方法和文獻綜述的環節,“在研究方法上,過多采用羅列法、移植法和哲學法”,[5]借用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而不討論適用性,將辯證法原理當做萬能模板。這種“百寶箱”式的研究方法,造成了論文重復率高和論文結構大同小異的學術現象。
4.評價方法不夠多樣。在以往的中國檔案學理論評價過程中,人們習慣采用要求理論與事實相符合的事實評價的方法,然而檔案管理實踐的目的在于解決問題而非形成理論。“檔案學理論研究雖取決于檔案管理實踐,但并不必要完全和檔案管理實踐形成絕對的映射關系,所以這種評價標準是存在邏輯及困境的,導致無法說明學科結構、功能等深層次的問題。”[6]此外,現有的檔案學術評價方法基本上是以定量的工具評價為主,定性的價值評價不足。現有的檔案學術評價中一項重要的指標就是影響因子。美國文獻學家尤金·加菲爾德提出了著名的加菲爾德引文集中定律,認為大量的引文都集中在某一學科的一小部分核心期刊中,核心期刊的集合可代表所有學科的核心。這種評價方式以評價數據庫中的引文數據為基礎,僅憑引文數據作為參考數據不夠全面,會導致評價結果的片面。 
  (二)檔案學術非理性評價產生的原因 
  1.評價體制的行政化。學術評價是資源流向檔案科研機構或高校檔案專業的中介,一方面關系到以政府為代表的權力機關對學術資源的分配;另一方面關系到檔案學術研究機構和人員即學術的生產,而評價體制是規范和約束兩者關系的關鍵。“我國國家科研資源的配置由行政權力部門主導,學術機構缺乏獨立性,行政權力的膨脹侵蝕學術權力的空間。”[7]學術評價作為學術資源競爭的中介,必然會受到行政權力的控制,這種行政干預下的評價體制導致學術評價的目的發生偏轉,檔案學者們的學術初心和現實利益之間產生博弈,容易造成檔案學術評價中的投機現象,出現評價不公、監督缺位、暗箱操作的問題。 
  2.評價手段的信息化。信息技術的發展為量化提供了條件。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曾經說過:“在大量無法掌握的合理性的科學技術和專業知識面前,機器越來越聰明,人越來越笨。”[8]隨著學科間交叉地帶的增多,越來越多的跨學科研究超出了專家的認知范圍。論文數量的海量增長也讓傳統的內容評議、定性分析變得力不從心。而信息技術可以幫助人們對這些海量的信息進行分析存儲,保證了數據的客觀準確,于是各種學術機構都開始借助信息技術研制期刊排行榜,“1992年北大圖書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的誕生后中國已產生了七大人文社會科學評價機構與體系。”[9]這種過度依賴粗顆粒的量化指標評價學術成果,對傳統的定性評價造成了沖擊。 
  3.評價理論的機械化。“一個國家的檔案學理論,應根植于本國檔案實踐與文化的土壤,對于西學理論的推崇,遮蔽了我們對中國檔案實踐異構性的認識。”[10]相對于歐美國家,我國學術評價的官學關系更加緊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黃安年教授曾從十方面總結過當時官學一體化的傾向,其中提到了學術機構管理的衙門化和學術評價中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11]目前,檔案學術評價本土化理論數量較少,代表性著作有李財富的《中國檔案學史論》、胡鴻杰的《化腐朽為神奇:中國檔案學評析》、周林興的《中國檔案學術生態研究》等。檔案學術評價理論的類型不夠豐富、實踐應用性偏弱,還沒有發展成完善統一的理論體系。發揮主要作用的還是西方學術期刊定量評價的三大理論基礎:“文獻離散定律”“引文集中定律”和“文獻老化指數及引文峰值理論”。 
  三、檔案學術理性評價的制度保障 
  (一)建立健全同行評議制度 
  2011年11月7日教育部下發的《關于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中提出,要建立透明公開的評價機制,采取同行評價的同時推進國際同行評價。美國高校的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同行評議制度廣泛應用于教師學術水平評價,在教師進行人員聘用、崗位晉升和職稱評定時充分吸取本專業和校外學術同行的建議。參考美國高校的做法,我國檔案學術同行評議制度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規定:第一,要推進檔案學術評議專門委員會的建立。對區域和國家范圍內的檔案同行評議委員會數量做出具體要求,出臺鼓勵檔案學術同行參與檔案學術評議專門委員會的政策。第二,要明確委員會成員的設置要求。可采用民主選舉的形式,從資質較高的檔案學專家中選舉,也可將選舉范圍擴大至區域內全體檔案專業學者包括檔案實踐部門人員。但是要將申請學術評價的人員排除在委員會備選人員之外。第三,要保障同行評議程序的透明公開,對委員會成員選舉和同行評議的過程做出定期公示的要求,加大媒體曝光,為委員會內外的專家學者提供追溯和建議的依據。第四,要綜合考量外界同行的評判結果。可通過聘請外部評議員或問函形式征求外部專家意見,評價過程中可要求被評者提供一定數量的外部推薦人及推薦信,推薦信數量設定隨級別提升而增多。 
  (二)逐步試行專門評價機構制度 
  “目前國內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評價機構大多有政府部門管理和控制,但是國外一些發達國家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建立專門評價機構的經驗。”[12]第三方評價機構獨立于政府和高校,同時接受政府和高校的監督,能夠保障學術評價結果的專業和評價過程的透明、公正。檔案專門評價機構制度需要從機構構成要素、確立條件的劃定、權力的行使范圍、監督管理部門等方面籌謀,通過福利待遇吸引同行專家的加入,為保障第三方評價機構的人員素質,應對其對進行能力認定和培訓。通過官方檔案學術評價機構的改造,鼓勵檔案學術社團開展學術評價,培育高校間的檔案學術評價機構,推動政府和高校外的第三方學術評價機構的建立。在事業單位改革的總體框架下,將檔案學術評價機構從行政部門和科研機構中剝離出來,解除隸屬關系,重建治理結構。發揮檔案學術社團的作用,利用學術社團的專業資源自主開展學術評價。大力培育高校間的自治評價機構,例如北美研究型大學聯盟,任何學校都可以申請加入,聯盟學校共同建立一套自己的標準開展學術評價。在檔案專門評價機構制度的制定過程中,要嚴格規范機構專家成員的聘用和選拔條件,從不同地域、不同高校或科研機構選拔成員,并實行定期的輪換制,保障專門評價機構內部成員的廉潔。 
  (三)引入學術評價的“代表作”制度 
  學術評價的“代表作”制度在國外高校學術評估中早已通行,是指基于對參評者提交的代表性成果的評價,以此評價科研人員的學術能力和貢獻力。“被評者自行提交代表成果,經相關評價機構或專家評審,判斷其代表成果在專業領域內的質量水平和學術貢獻,不再以量化的指標進行科研成果的考核。”[11]近年來,國內高校和學界對“代表作”制度產生了極大的關注,以復旦大學為代表的高校已經率先開始嘗試“代表作”制度。2011年復旦大學開始在全校針對教授職稱的評定推行“代表作”制度,要求被評人選擇1-3篇代表性學術成果進行提交。學術成果首先在校內進行學院級別的學術評價,評估質量達標后,再由學校提交給校外知名專家以匿名形式進行二次評價,外審專家的選擇是隨機抽選,可以保障評價主體的流動性,防止徇私舞弊。最后學校根據校外專家意見,形成評價結果。[13]檔案學術的評價也可引入這種做法:“被評者自行提交代表成果,經相關檔案評價機構或專家評審進行內部和外部兩次匿名評審,判斷其代表成果在專業領域內的質量水平和學術貢獻,不再以量化的指標進行檔案科研成果的考核。”[14]外審專家進行隨機抽選,保障評價主體的流動性,防止徇私舞弊。相較于之前參評者必須在規定年限內撰寫一部著作、一定數量的核心期刊論文并主持兩個省部級以上項目的要求,“代表作”制度的設置充分尊重了學術研究的規律,打破了固定年限內的評價周期,是一種“重質量、輕數量”的評價制度,能夠引導檔案學術的創新發展,打造檔案學術精品。
(四)建立學術評價機構準入和退出制度 
  “機構準入制度是國家對評價機構主體資格的確立及審核的法律制度。”[15]檔案學術評價機構制度中應明確公開評價機構的確立條件、責任、要求以及違規懲處機制,同時應該說明評價機構資格審查的主管單位,審查流程和規范。政府職能部門通過控制評價機構的注冊條件,決定是否批準評價機構的確立,防止出現評價機構之間無序競爭、無資競爭和過度競爭的局面,還可避免由于評價機構源頭控制不嚴出現的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退出制度是政府職能部門對于已經具備評價機構資格,卻出現違反評價制度或評價質量低等問題,對檔案學術評價體系造成不良影響,從而取消其學術評價資格并強制其退出學術評價體系的制度。檔案學術評價機構退出制度的建立,可以實現檔案學術評價機構之間的優勝劣汰,優化檔案學術評價資源配置,保護檔案學術評價生態環境,準入和退出制度的建立要秉持“入口嚴、出口松”的原則,依據檔案學術評價機構的發展情況不斷更新細化,與時俱進地把控檔案學術評價機構的資質,加大檔案學術評價違規成本,保障檔案學術評價的有序性和規范性,提升檔案學術評價機構的良性競爭和創新發展。 
  (五)加強學術評價的回避和監督制度 
  檔案學術評價的回避與監督制度的建立是對評價專家、評價機構等評價主體的一種權力控制。檔案學術評價關乎檔案學術發展的各個方面,關乎檔案學者的切身利益,檔案學術的評價權控制著中國檔案學術的導向。“目前開展檔案學術評價的機構以受官權控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教育部下屬高等院校為主,科研和高校與學術研究、學術期刊聯系密切。”[14]為解決評價權力的過于集中,需要通過評價過程的監督實現評價權力的制衡。檔案學術評價的回避和監督制度是檔案學術評價程序正義的保障。回避制度要求與被評價主體有裙帶關系或利害關系的人群不得參與相關學術評價活動,要加強學術思想引領,培養檔案學術共同體的學術自覺,規避社會關系的影響,保障參評者之間的公平競爭。監督制度是檔案學術評價民主性的充分發揮,通過制度形式要求評價機構公開評價的規則、程序和結果,接受來自國內外檔案學術群體和個人的監督、批評和質疑,制約檔案評價機構的權力。要通過積極創造良好的學術交流環境,暢通學術交流渠道,調動檔案學者的參與性,為檔案學術評價的監督提供有效保障。 
  結語 
  檔案學術的理性評價關乎檔案學術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得到學界更多的關注。除了檔案學術理性評價的制度保障之外,檔案學術的理解性評價還可以從評價共同體的建構、評價指標的設計、評價對象的拓展等諸多方面繼續探索,然而最重要的是培養檔案學者的學術自覺,重拾檔案學者的學術初心,繼承檔案學前輩的學術精神,正如馮惠玲教授對《檔案學經典著作(叢書)》的評價:“去除偏激與盲從,以溫情與敬意,接過前賢留下的珍貴學術遺產,領略其中的學識智慧和創新精神,以解決時代發展面臨的新的學術問題,建立新的學術典范。”[17] 
  注釋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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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圖書情報檔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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