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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一帶一路”倡議與國際法的構建


2019-03-08    來源:法制與社會    作者:陳薛承

摘 要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為解決世界發展面臨的待解之題而提出的理念,這一理念得到了上至國際社會、下至民間的廣泛認同。且該理念歸根結底是要對全球發展的質量與秩序保駕護航,這一目標與國際法的治理不謀而合。因此,在普遍認同法治的今天,此二者理應環環相扣、互為協調,總體而言,前者應確保不突破后者的精神實質并以后者為穩定器;后者則應響應前者的號召,同時自我審視滯后性,力推新理念下的自我更新。 
  關鍵詞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 國際法 
  作者簡介:陳薛承,西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 
  中圖分類號:D9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1.121 
  如今,“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由中國為全世界打造的理念已經廣受熱捧,自2017年以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不斷寫入聯合國決議中。2018年“全國兩會”之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是寫入我國憲法序言部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乃大勢所趨,但與這一理念背道而馳的種種行徑卻依然時常上演,這就說明現階段的國際法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問題上存在“缺位”、“乏力”的弊病。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倡議正在大步向前推進,本文旨在結合上述共同體,從“一帶一路”倡議視角切入,探討進一步構建與完善國際法的可能途徑。 
  一、“一帶一路”倡議是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的中國方案 
  “一帶一路”倡議于2013年正式提出,中國在各種場合始終強調,“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面向世界推出的國際公共產品。顯然,這一定位清楚地表明“一帶一路”倡議的價值取向在于多邊主義,而非為了中國的一己之利。在該倡議誕生之初,其合作重點就確定為“五通”。而這五個重點合作領域分別涵蓋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范疇,這也印證了“一帶一路”倡議中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戰略目標。 
  從二戰結束以后,世界各國經過艱難努力,使多邊主義及全球化成為當代主流,但不可否認的是,現有的全球化并非完美狀態,貧富分化、利益失衡、環境破壞的問題亟待解決,多邊主義也屢遭挑戰,“開歷史倒車”的風險無法視而不見。而更不可否認的是,在現有國際秩序下,在各國利益廣泛交織而各自獨立的今天,面對恐怖主義、環境惡化、難民問題、跨國犯罪等“疑難雜癥”,一國欲以一己之力加以解決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承認這些挑戰并不是為了全盤否定前人已經做出的努力,而是要正視以往的缺陷,以便找出正確的解決之道,這個解決之道就是針對不可逆的全球化的完善之道。中國和所有其他國家一樣,都離不開全球化,因此中國從大局出發,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以期在擴大與實現全人類共同利益的目標下,在群策群力中共同發展、共同解決全球重大挑戰、共同建設更美好的國際社會。美好的理念不會自動實現,還需要踏實的實踐,而“一帶一路”倡議正是中國為落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而付出的具體實踐。“一帶一路”倡議著眼于區域合作這一范圍,既避免了直接進行全球合作的過高難度,又保證了足夠的合作深度與廣度。該倡議立足于現有的雙邊及多邊合作機制,旨在打造更高層次與水平的國際合作新平臺,在堅持全球化的前提下充分踐行本文所述的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倡議不僅體現了中國智慧,更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探索與實踐。 
  二、“一帶一路”倡議的理念與實踐與當代國際法的互動 
  (一)“三共”原則與國際法基本原則 
  所謂“三共”原則,首先是共商,即各國在尊重各自主權的前提下平等協商,充分尊重合作對方意愿與所達成的共識;其次是建,即積極參與包括國際法律規則在內的各項建設,各自承擔應擔負的責任;最后是共享,即放棄非輸即贏、只有贏家受益的零和思維,各國根據其在合作中的參與度、貢獻度獲得相對應的受益,對發展成果的分享要做到公正平等。這三者正是指導“一帶一路”倡議的抽象理念。實際上,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過程中,一切關于合作的事項都應當奉行“三共”原則。這不僅是因為“三共”原則的內在合理性,更是基于其在國際法層面的合法性。具體來說,“三共”原則的合理性體現在其保障了各國在國際合作中從參與到受益的一整套權利,并不因國家的大小強弱而區別對待,這種將合作方視為平等伙伴的態度及其內含的“多勞多得”精神無疑能充分調動各合作方的主觀能動性,實實在在的促進國際合作,從而在興利除弊中盡可能擴大和實現全人類共同利益;“三共”原則的合法性則體現為其與國際法基本原則的高度契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大主題演講中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建立在承認并遵守國際法基本原則基礎上的,其所追尋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的價值與國際法基本原則的目標一致,其所謀求的全球安全、發展、共贏、共享、和平等目標和國際法的價值相同”。而“一帶一路”倡議作為直接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具體方案,其中的“三共”原則必然是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承認與踐行。 
  更重要的是,“三共”原則更是對傳統國際法的繼承與發展。自從國際法體系誕生后,國家本位和主權至上的理念就成為了傳統國際法的圭臬。而對“三共”原則越來越廣泛的承認,則標志著上述二理念的松動,尤其對于國家本位理念而言,國際社會本位理念的呼聲已經水漲船高。對于國際合作對實現本國利益和國際社會整體利益的必要性,產生認同的國家較以往大為增加。國際社會逐步傾向于認為以往國際關系中的“自利性”局限需要被破除,一味堅持國家本位的理念已經不合時宜,否則不但對實現本國利益于事無補,還極易招致國際社會的疏遠甚至抵制。這與二戰結束后、全球化進程真正開始前的國際關系大不相同,那時的國際關系總體籠罩在“冷戰”的陰云下,呈現出明顯的對抗色彩,為了維持來之不易的和平,和平共處原則成為現代國際法的基石并居于主導地位。而到了全球化仍然不停推進的當下,平等協商、合作共贏成為各國的內在需求,這也是更高層次的需求,畢竟各國的國家利益存在差異性,只有加強協調才能縮小分歧、深化合作,而深化合作又可以優勢互補,實現高效益的發展,因此在平等基礎上加強國際協調與合作已經成為各國實現真正發展的充分且必要條件。由此,促進國際合作原則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合作共贏逐步成為越來越主要的國際法價值追求。而這都被總結和體現在了“三共”原則中。
當然,上述發展之所以被稱作發展,正是因為強調合作共贏并不意味著否定和平共處原則的價值,事實上,只有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實現合作共贏,否則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與其說更為積極的“三共”原則是國際法的新理想,不如說這是國際法與生俱來的內涵與任務,只不過是在新歷史階段的新表現形式。 
  (二) “一帶一路”倡議種種實踐與國際法 
  在“三共”原則的指導下,“一帶一路”倡議項下已經開展了多方面、多維度的合作,從已公布數據來看,中國已與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在國際條約方面,中國已經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了81項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約和打擊“三股勢力”協定,考慮到“一帶一路”倡議在地域上的開放性,中國已經與71個國家締結的共138項司法協助條約、資產返還和分享協定、引渡條約和打擊“三股勢力”協定等(包括上述81項在內),均可以為當下和未來的“一帶一路”合作提供必要的國際條約法基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還有66項雙邊投資保護協定,65項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上述協定的總數分別為120項和103項),中國還與62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了雙邊民航協定(已簽訂雙邊民航協定的國家和地區共計125個)并與東盟簽訂了區域性航空運輸協定,與中國簽訂雙邊銀行監管合作備忘錄的監管當局已涉及32個國家,凡此種種皆為當前和未來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國際條約法基礎。 
  除此之外,還有成立中國-阿拉伯銀行聯合體、伊斯蘭開發銀行與亞投行建立合作伙伴關系、197項中國標準成為國際標準、中國海關牽頭制定《跨境電商標準框架》并推動形成世界海關組織跨境電商監管基本原則等一系列舉措,而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雙邊合作關系(目前已有近40個國家),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東南亞國家聯盟及歐亞專利局等地區組織簽訂合作協議,鞏固加強中蒙俄三邊合作機制等多種途徑持續深化知識產權合作機制。這方方面面的措施涵蓋了投融資、國際規范文件、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有利于形成新的習慣國際法等國際法律規范,豐富和完善現有國際法的相關文件與規則。 
  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在2018年3月26日,中國與葡萄牙語國家最高法院院長會議通過的《廣州聲明》表示,中國與葡語國家最高法院愿意加強溝通、深化合作,提升司法信息化和網絡空間法治化水平,致力于共同維護網絡安全,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法治保障。烏茲別克斯坦則于2018年4月頒布了外交政策優先方向法令,法令中明確寫入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內容。這些努力無疑有助于從司法層面起到定紛止爭的效果,而以類似于烏茲別克斯坦的方式將國際法義務轉化為國內法義務則是更好地維持國際合作的有效途徑,也必將以規則的形式規范對國際法的遵守。 
  總的來講,首先,以上實踐能夠讓廣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到國際法規則的制定與完善中,在實現國際法治過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其次,“一帶一路”倡議從經貿、金融等領域推開來,逐漸擴展至政治互信、法律協同、文化合作等方面,合作愈加深入,也會持續產生更多有益探索,豐富和細化國際合作路徑,為國際公約和多邊條約提供可供借鑒的具體經驗。最后,隨著合作的深入和共識的加深,國際法義務將更好地轉化為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內法義務,并為實現國際法治提供更優的環境。 
  三、對國際法未來構建的啟示 
  (一)更加注重對“三共”原則的強調與落實 
  正如前文所述,“三共”原則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直接體現,雖然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類似的觀念已經在《聯合國憲章》、《海洋法公約》、《外層空間公約》等國際法文件中有所體現,但我們還需更加強調“三共”原則以持續凸顯上述共同體的重要性。在2017年9月11日,第七十一屆聯合國大會首次將“三共”原則寫入了相關決議中,這是該原則在國際法文件中的首次正式寫入。這對于將“三共”原則上升至國際法高度開了一個好頭。基于“三共”原則的科學性和必要性,更多的國際組織決議和國際法文件應更加明確地強調該原則的指導性意義。當然,“三共”原則僅具號召意義是不夠的,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隨著包括中國“B&R”在內等項目的進一步成熟,該原則應越來越直接地體現在諸如國際公約的條文設計中。這樣,違反“三公”原則將成為對國際法義務和國際義務的直接違反,“三共”原則才能切實發揮其在上述共同體的不斷建構與完善過程中的糾偏作用。 
  (二)繼續推動多邊條約的完善 
  誠如當今國際形勢的要求,參與國際合作的國家越多,事關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事項才能越好的得到解決。考慮到各國國情的差異,為了不拖延國際合作的進程,以雙邊條約為代表的雙邊合作可以說是當前最主流的國際合作方式,然而這種合作方式畢竟存在合作范圍狹窄、難以形成多邊協調的缺點,因而整個國際法應當審時度勢,在條件成熟的前提下及早推動多邊條約的達成與生效,為更廣泛的國際合作提供更成熟先進的法治保障。正像“一帶一路”法治合作國際論壇發表的《“一帶一路”法治合作國際論壇共同主席聲明》中所述,各國要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基礎上開展法治合作,推進貿易、投資、金融、稅收、知識產權、環境保護等各領域的法律協調與合作,利用現有爭端解決機制和探索建立新機制,為“一帶一路”構建穩定、公正、透明、非歧視的規則和制度框架。這足以表明各國對更加完善的多邊規則、多邊條約的期待。在這方面,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以及越來越多的成員國對其協議的簽署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目前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國家已經擴展至87國之多,隨著這一數字的不斷增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實踐完全可以產出新的投融資規則體系。這種多邊條約性質的國際規則改革必將極大地便利各國在國際經貿合作這一“大棋局”中協調動作、合作共贏。 
  (三)更加倡導國際法義務向國內法義務的轉化 
  由于國家本位理念向國際社會本位理念的讓步,繼續死守絕對的國家主權原則已不再可取,這時各國應以負責的態度認真考慮主權讓渡問題,將自己置身于更加廣泛、更富操作性、更易于統籌協調的國際合作機制中,同時也能更好地接受國際社會監督。這就要求各國主動使自己的主權受到一定限制,減少主權因素對國際合作可能帶來的障礙,更加配合地將國際法義務轉化為國內法義務,以便更自覺、更務實地履行各國的國際法義務,進而通過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協調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具體措施落地生根,并常態性的杜絕和糾正不利于達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為。 
  (四)適時推進國際法的系統化 
  得益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誕生,國際法的不成體系性將有望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由于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個國際層面的最高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因此國際法的立法與適用缺乏明確的秩序和位階。正如國內學者的表述,“曾經似乎受‘一般國際法’管轄的事項現在已經成為‘貿易法’、‘人權法’、‘環境法’、‘海洋法’、‘歐洲法’等專門法律,甚至‘投資法’或‘國際難民法’等具有外來特征和高度專業知識的法律所管轄的領域”,每一種法律都有其自己的原則和機構。隨著“同呼吸共命運”的概念逐漸深入人心,從統籌人類發展、以大局為重的角度出發,當前和未來較多體現人類共同利益或共同責任的國際法律規范將被置于更高位階,這顯然有利于對龐雜的國際法文件進行盡可能的體系解釋,同時更好地化解國際法適用中的混亂與沖突。畢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現有國際法的發展和深化,需要成熟的國際法治,故而國際法的體系化應當是其題中之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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