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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居的文化意味


2019-03-06    來源:人民論壇    作者:陳宇飛

【摘要】北京名人故居是在歷史滄桑中積累下來的文化氣息的一個重要載體,通過這些名人故居,后人更能讀懂讀好北京的歷史,更能明白一座城市的靈魂和價值所在。為了讓這些名人再“活”上幾百年,盡可能多地給后輩人以生活意味的啟迪,為城市生活提供更豐富的滋養,應對名人故居的整體環境進行生態性的保護,并注重故居文化傳承的有效性。

【關鍵詞】名人故居  生態性  傳承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北京的都城歷史長達800余年,曾經有多少歷史名人在這里居住過,恐怕已經數不清了。無論是傳說也好,信史也罷,北京在歷史滄桑中積累下來的文化氣息,名人故居是一個重要的載體。通過這些名人故居,也許我們后人更能夠讀懂讀好北京的歷史,更能明白一座城市的靈魂和價值所在。我們談論名人故居的意義,最為重要的應該是要盡可能地討論清楚這些曾經的名人居所,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還有怎樣的意義,它們還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再活上幾百年,盡可能多地給后輩人以生活意味的啟迪,為城市生活提供更豐富的滋養。所以,我們應該想盡辦法保護好它們,讓它們無聲地告訴一代一代的后來人們,在這座城市漫長的演化過程中,曾經有過哪些人,大致居住在哪里,他們以怎樣輝煌的有滋有味的人生故事,為北京的故事寫下了錦繡篇章。他們和他們的居所,共同為構筑一座偉大的東方大都會,作出了非常值得紀念的文化貢獻。這些名人故居的文化意義,或者說是文化意味,對人文城市的貢獻,絕難被當代城市生活所忽略。

名人故居的考據和保護之難

首先是名人故居的考據之難。隨著時代的發展,一代一代的歷史更替,過往人們的存在痕跡會愈來愈稀薄淡化。準確考據哪位名人究竟在哪里居住過,都已成為難題。很多故居頻繁更換主人,究竟該在一處居所紀念哪位名人也很難確認。比如位處南城禮士胡同的劉文清(劉墉,俗稱羅鍋)故居,早已幾經更替,幾番起落,劉墉劉羅鍋的信息其實已經蕩然無存了。而在他身后的多位居所主人,大約也可以用“名人”的身份留世。所以,其歷史文化信息和價值,都呈現出復雜糾纏的樣態。據清末文人震鈞的《天咫偶聞》記載:“劉文清公(即劉墉)故第在驢市胡同(即現在的禮士胡同,民國時改)西頭,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為食肆,余幼時屢過之,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階下青桐一株,傳為公手植。街南墻上橫石,刻‘劉石庵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坼,橫石亦亡矣。”可見在清末時,這位劉墉劉大人的故居已開始發生變故。再經后代的多次易手,劉墉若能回來看看,恐也無法找尋到家了。整個北京城里,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所以當你要確認一處故居的文化價值時,歷史訊息的相對準確度,首先就是一個關乎名人故居存在意義的關鍵要素。

再者,就是這些名人故居的保護難題。關于這點,相關報道和探尋著實不少,我就不去過多談論了。僅就幾個簡單的統計和報道,就可以看到舊城保護,也包含名人故居保護正面臨著怎樣的挑戰。2016年《鳳凰周刊》的一篇《近百處歷史民居被拆:京城名人故居生存困局》的文章講述了北京名人故居的保護情況,“在一次次的舊城改造過程中,作為北京文化坐標的為數眾多的名人故居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北京市政協2005年曾調研4個舊城區的308處名人故居,并通過了《北京名人故居保護與利用工作的建議案》。建議案顯示,2005年時,老城區308處名人故居中,有189戶暫未列入文物保護項目,其中近半數(97戶)已被拆除,大多是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前后這段時期的建筑”。城市歷史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新舊交替的過程,現代城市生活,對功能要求更為豐富多樣,后來的建設會不停地占據前人的生活空間,過往的信息很容易被后來的建設所覆蓋。為避免此類情況在北京過多的發生,北京市在2002年9月就制定了《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為整座城市的格局和歷史風貌區劃定了界限和范圍。特別是為名人故居的保護也制定了相關管理方法。現在來看,這些名人故居的保護始終是一個問題。

有效融入現代都市生活,融入現代城市文化空間,才是保護的正道和意義所在

保護難,其實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也許,找到更有效的更能深入人心的保護方式,才更為重要。問題在于,今天要真正講清楚保護好這些名人故居到底是為了什么,并非易事。今天人們的生活節奏很快,人們總是被更為新鮮的、更加時尚的、更有時限性討論價值的話題所吸引,對于一個特定年代的歷史人物,則忘卻的很快。生活在那些過往年代里的名人,似乎再難成為今天普通人們關注的焦點,他們似乎就注定永遠地遠去了。那在這樣的生活氛圍中,保護的意義又在哪里呢?而且,從具體的保護效果看,也是參差不齊,比如宋慶齡故居,常年累月都是游人不斷。這得益于宋慶齡的多重名人效應,還有就是北京的很多小學,也是以宋慶齡故居為現場教學基地的緣故。而很多不那么吸引人們目光的名人,其故居的社會效應則要大打折扣。

真正抓住名人故居的當代存在意義,將其有效融入現代都市生活,融入現代城市文化空間,才是保護的正道和意義所在。據相關報道,北京的名人故居,主要集中在東城、西城和宣武三個城區。目前,北京的名人故居,被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兩處:宋慶齡故居、郭沫若故居。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有11處:魯迅故居、毛澤東故居、李大釗故居、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地、朱彝尊故居(順德會館)、康有為故居、梅蘭芳故居、程硯秋故居、齊白石故居、老舍故居、茅盾故居。作為北京歷史文化名城重要組成部分的名人故居,雖然近幾年保護工作有所加強,但總體看來仍顯得比較薄弱,如果不對現在幸存的名人故居給以有效保護,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風貌將大打折扣。北京是六朝古都,歷史上的許多風云人物在北京城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也留下了可供后人緬懷、憑吊的故居。然而,北京市社會科學院“人文奧運”課題正在進行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北京超過八成的名人故居沒有開放,許多故居門前沒有顯著標志,有的甚至連周圍居民都不知道。

對名人故居的整體環境進行生態性的保護

今天,對名人故居最好的保護方式,是以兩點為要義。這也是在名人故居保護過程中,始終有待破題和解題的兩個難題。

一是要對名人故居的整體環境,進行生態性的保護,也就是加強對名人故居所處整體環境的保護和修復。任何名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真實的社會環境中的。可以說,社區環境與名人故居的文化效應,是相輔相成的。社區環境影響了名人的生存狀態,而名人又以其勞動成果及社會影響回報社區。所以,對名人故居文化最好的保護方式,應該盡可能地還原其總體環境風貌,讓人們能夠從中辨識出名人的真實生活氛圍,以較接近真實的現場感受,解讀好一個時代一種生活的來由。

應對第一個難題的有效思路是,應該如何讓名人故居以“文化”的方式,而不僅僅是以“文物”的方式完好保存下去;同時,還要以文化的方式,讓后來的人們能夠很方便、很自覺地接受,并愿意繼續傳承下去。人們常說,文物只是一個“點”,而文化卻是一個“面”,文物如果沒有了真實生活場景的支撐,那它不過就是沒有了活氣的景片,是舞臺化了的歷史符號。而文化則依然在由生活作為支撐,是活態的,是歷史與現在的融合。

解決第一個難題的前提是人們的文物保護意識提高了,對歷史文化遺產包括文化名人故居保護的觀念加強了,政府也在行動,出手對名人故居進行了更多的保護。但是,名人故居的文化意義其實并不僅僅在建筑本身,也不僅在其內部。如果人們看名人故居,就只是看看他們一家人當年大約是怎樣生活的,這其實是遠遠不夠的。名人之為名人,除了他們自己的生活環境外,他們所處的大的城市文化氛圍也同樣重要,在文化意義上看,保護名人故居重要,保護名人故居的整體生存環境更為重要。比如老舍故居,即“丹柿小院”,位處西城區小楊家胡同8號(原小羊圈胡同5號)。而現在的老舍故居在東城區燈市口西街豐富胡同19號。老舍出生在小楊家胡同8號北房3間中東頭的一間。院子東西長,南北窄,基本保持原狀。老舍在《四世同堂》小說中曾描寫過這一條胡同。我們只能說是北京的城市環境先行養育了老舍,而老舍又以他的作品回報了北京。而今天,老舍故居的周邊地帶,早已高樓如云,他家所處的街區,也僅僅保留了片段,所以,游客再想真實體味老舍當年所感受的市井氣息,那已成奢望。所以僅僅保護一所房子,保護一處院子,其實意義并不夠大,而整體的環境才尤為重要。我們要想講好老舍的故事,就要把他和與他有關的一切保護完整,盡可能讓人們走近他時,依然能夠感受到他當年所處的環境氛圍,能夠有一種漸漸地走近他,自然地像去他家串門一樣,這樣才能使探訪名人故居具有文化的意義,也才具有活的價值。

如果能夠稍微深入地探究一下世界范圍內的名人故居保護方式,再來看北京名人故居文化的當代價值,也許更能夠有所啟示。比較一下許多國家名人故居運作間的各種智慧和努力,也是饒有興味,并且非常具有借鑒意義。故居文化,在任何一座城市里,都應該有著重要的文化價值。它們的存在,是在無聲地述說著城市過往的故事,在看到它們的時候,人們會去追尋其中所包含的故事。從城市文化的維度看,名人故居豐富了城市的文化內涵,也提升了所處街區的品質,是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要素。凡有此類文化遺存的城市,哪怕只有片段遺存,哪怕原居所主人更替了多次,也會盡力將其保護好。到德國波恩,你如果尋訪貝多芬的故居,也許你會失望,因為那所房子早已歸屬他人,人家不會允許游客叨擾生活。所以那所偉大音樂家出生的房子,只在門外墻上釘上個名牌,標明這里是貝多芬的故居,在他家對門處,再開設一處賣有關紀念品的小商店,那家商店真的是太小了,只有一個開間。但這依然擋不住全世界的游客踏著他家門前的石塊兒小路,走向音樂偉人的出生地。而在波恩貝多芬廣場的大草坪上,還樹立著一尊貝多芬的雕像,雕像極為傳神地塑造了一位音樂天才的外表和精神都奔放恣意的狀態。僅僅有這些符號,已經足夠讓世界游客心往神馳了。我想,大約是因為貝多芬的故事和音樂作品永遠流傳人間吧。而莎士比亞故居,位處一座小鎮,就是倫敦以西180公里的斯特拉特福鎮,那是英國偉大的戲劇家威廉·莎士比亞誕生和逝世的地方。莎士比亞的故居在小鎮的亨利街北側,是一座帶閣樓的二層樓房。木結構的房屋框架、斜坡瓦頂、泥土原色的外墻、凸出墻外的窗戶和門廓使這座16世紀的老房在周圍的建筑群中十分顯眼。莎士比亞故居里的家具和其他物件構成了莎士比亞出生地管委會下屬博物館的收藏品的一部分。一個本地居民只有3萬人的小鎮,每年接待到訪游客的數量卻能夠達到500萬,這是一個名人成就一座小城的范例。顯然,英國人很會講述莎士比亞的故事,他們不但把莎劇編入中小學課本,也能夠把他的故事和作品講到全世界。

注重名人故居文化傳承的有效性

說到故事,就涉及到了第二個難題,就是傳承的有效性問題。現在的年輕人,尤其是青少年,他們生活在數碼時代,他們心中的明星和名人早已不是老舍、譚嗣同、洪承疇了。如何把北京名人故居的意義繼續傳承好,讓完全不知道他們故事的孩子們,能夠在浸潤式的講述中,接受這些人物故事里的意義,也接受他們留下的相關記憶,這樣他們的故居才能夠真的活下去。可能這一問題,需要另辟新篇,再做細致解讀。這里主要是想從教育傳承問題略作表述。在歷史教科書中,那些歷史人物的故事講述的真實與不真實、好與不好、生動不生動,都是決定名人故居的重要環節。大約現行比較有效的辦法,還是盡量將名人故事從小學教科書講起,讓孩子們從小對他們有個印象,再輔以適當的現場教學,這樣名人的故事就接續上了,未來的到訪者也培養出來了。還可以借助藝術作品,如故事片、演劇、紀錄片。一部大片形式的《達芬奇密碼》,就能夠把原有名氣已經足夠大的盧浮宮,再做了一次宣傳。其實名人故居的故事,一樣可以這樣去講述。而這樣的故事講述方式,真的可以反復嘗試。總之,要想盡一切方法,讓這樣的故事活在今天,傳承的有效性就實現了。

當然,道理好講,做到并不易,一旦形成一種好的社會文化氛圍,名人故居文化在其中,也就活起來了。文化的故事講好了,名人故居的文化意義也就能夠融入其中了。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創新工程首席專家)

【參考文獻】

①[英]雷蒙德·弗斯著、費孝通譯:《人文類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②陳慧琳主編:《人文地理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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