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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者應謹防誤導的“學術GDP”


2018-12-27    來源:人民論壇    作者:范 可

【摘要】中國學者把高質量的科研論文發在外刊,好像于情于理都不很合適。但認為這是“唯西人馬首是瞻”的批評又未必盡然,因為科學沒有國界,英語是國際通用語言,客觀條件決定了只有在英文刊物上發表研究論文,才有機會與國際同行交流,獲得認可。除此之外,還與國內的評估體系把SCI奉為準繩大有關系。

【關鍵詞】學術成果 學術評價 本真 回歸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最近有學者言,高質量的論文發英文刊物,質量不那么高的則發在國內刊物。此說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安,中國學者把高質量的科研成果發在外刊,好像于情于理都不很合適。但由此認為這是“唯西人馬首是瞻”的批評,又未必盡然。

在科學領域,用英文發表論文一直以來都是傳統

首先,“科學沒有國界”決定了所有學術刊物創立伊始就是向全世界開放的,所以,國際上的英文刊物沒有國界,中文期刊也是如此。中文期刊無法成為國際性的刊物主要原因在于,中文還不是國際語言。而在國際學術界,沒人會關注一家學術刊物的“國籍”,刊物在某個國家建立、注冊并不意味著它的“身份”就屬于某個國家。科學沒有國界還意味著科學的成果歸根結底是為了造福人類,豐富人類的知識寶庫。因此,科學成果必須是共享的,只有共享才能推動交流,才能不斷進步。而客觀條件決定了只有在英文刊物上發表研究論文,才有更多的機會與國際同行交流,獲得認可。在科學領域,用英文發表論文一直以來都是傳統。所以,把最好的成果在國際上呈現是必然的,而且是所有科研人員的心愿。

其次,所謂次等成果發國內——如真有人這么說——也不意味著國內刊物就不能發一流的成果。國內刊物之所以對許多科學工作者而言形同雞肋,除了英語是國際通用語言之外,還與國內的評估體系把SCI(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以下簡稱 SCI)奉為準繩大有關系。所有學校都對在SCI刊物上發文者有配套性獎勵,而且還根據分區給予不同的金額。在SCI刊物上發表多少論文已經成為決定升遷、“戴帽”,以及再度申請科研基金的重要籌碼。國內科學界是否有英文刊物,筆者不清楚,但鄰國日本是有的。日本科學家的論文基本都以英文發表在國內外刊物上,而日本的英文科研期刊也吸引了大量歐美科學家的稿件。一個國家如果科研實力足夠強大,所出版的學術期刊都會引起國際學界的關注。顯然,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講,在目前的條件下,要求我國科學家把他們最杰出的成果發表在國內刊物,既不現實,也無益處。

再次,選擇什么樣的刊物和用什么語言發表論文是學者個人的選擇。學者們自然會傾向于選擇影響力高的期刊來發表自己的精心之作。但是,用什么語言發表研究成果,則又與學者個人所受訓練的學科背景有關。一般說來,治理工者發英文論文的可能性遠高于治人文社科者。理工論文不能“花哨”,不需要社會人文學科所要求的語言技巧和詞匯量,行文也較為程式化。所有的論證必須由大量的運算、統計、數表、圖形等來支持,而這些都是國際通用的“科學語言”。因此,英語不太好的科學家也能用英文發表論文,而這在社會人文學科里很難做到。有趣的是,治人文社科者又以具有科學取向的學科,如以定量方法為主的社會學、人口學等更易于發英文論文。偏人文的學科與人文學科如哲學、文化人類學、史學等,最為困難。究其因也與語言有關。具有科學取向的社會科學研究,靠的不是純粹的文字論證和表述,而是通過運算、統計、數表、圖形來進行。在我國的人文社科領域,能運用自如地使用英文者(尤其在寫作上)并不多見。所幸的是,這些領域并不像理工各學科那樣,有著“普世”的語言和標準,人文社科學者也就比較沒有發表英文論文的動力和壓力。無獨有偶,同樣是日本,社會人文學界的成果也多是母語的。

最后,“科學沒有國界”不僅意味著研究成果共享,而且在操作上也經常是個事實。今天,國際上自然科學研究的重要成果經常是多國合作的結果。不僅團隊由不同國家的研究人員組成,投入的資金也可能來自不同國家。那些耗資巨大的項目尤其如此。冷戰時期,兩個敵對的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也可以在航天事業上攜起手來共同開拓,就是證明。諾貝尓獎獲得者丁肇中先生在歐洲的加速器實驗室研究基金也來自不同的國家,其團隊更是由許多國家的科研人員組成。這類例子在國際學術界不勝枚舉。

發文的國際化與誤導的“學術GDP”

既然英文已經成為普遍接受的國際學術語言,最好的研究成果發在英文期刊上自然最為合適。但為了追求所謂的績效(Performance)而瞄準英文期刊則是另一回事。績效在各行各業成為評估指標與近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大有關系。上行下效,大學也講究起績效,我國大學對此近乎走火入魔。學校行政機構關心的是所轄學校每年能發多少論文,其中有多少發在SCI和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以下簡稱CSSCI)期刊上。一位研究者能否晉升等,發多少論文是主要依據。而刊物也被分為三六九等,績效工資也因在什么等級的刊物上發文而有所不同,整個學校如同公司那樣營運。至于論文討論的是什么、質量如何,則不是所關心的事情,以至于出現大量的注水論文,抄襲剽竊也層出不窮。更有甚者,績效考核還與各種“帽子”掛在一起。盡管大家知道,戴上“長江學者”的帽子并不意味著學問高人一等,但這一頭銜帶來的巨大利益,仍然令許多學者趨之若鶩。而多發論文多獲獎成為獲此“殊榮”的不二法門。一旦把科研成果如此與收入掛鉤,其理同于將醫生的績效與藥物銷售掛鉤,后患無窮。

國外優秀的大學都是高度國際化學府。國際化所帶來的知識多元和思想的交鋒,為這些高校研究生訓練的個體化創造了條件。創造性一定隱藏于多樣性之中。多元的思考和高度的國際化是這些大學發表大量創新成果的基礎。但是,這些學校都不事張揚。例如,每年預算達50多億美元的華盛頓大學(西雅圖),不僅發表論文總量在世界上所有大學里名列第一,而且每年獲得的專利也名列前茅。盡管如此,學校從未張揚,所有的科學研究人員都兢兢業業地從事自己的工作。

所以,一所高校強大的科研創新能力僅靠犒賞遠遠不夠。一旦大部分正當盛年的教授和科研人員都去爭相“戴帽”,必然會導致科研上為發論文而寫論文的取向,這就本末倒置了。而為了發表,靶向必然重要。換言之,人們就會去找一些所謂“易于”發表的刊物。很不幸,這樣的刊物在SCI里面還挺不少。有些就是因為中國學者的投稿發文才被“開發”出來,為人所知。所以,我國高校在追逐“學術GDP”或者績效的導向下,又能產生多少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論文呢?如果說引用率可以作為一項參考指標來衡量論文是否具備國際一流水準,我相信是有的,但從平均引用率和投入產出之比以及這類論文占發文總量之比來看,就乏善可陳了。學術界不是名利場,沉穩和安靜而不是喧囂與浮躁才是學術界的常態。

總之,如果有能力的話,把最佳成果在國際上發表是沒有錯的,而且應該成為方向。但是那種為發而發的“學術GDP”導向,追求所謂的績效則不宜提倡。評估學術水平與能力僅靠數量就能說明問題嗎?回歸本源,學術研究的質量還是得經受同行的評議。國外大學經常聘請國際知名學者來對一些科系的學術與發展做評估的做法可取。同時,國內也應該形成這樣的機制——令人欣慰的是,現在正在形成,但希望不是走過場,更不應發生那種事先走動“拜碼頭”的情況,而且不宜過于頻繁。一旦過于頻繁,必然導致各科系出現“靶向”發文的傾向,而且也讓院系一級領導班子成員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注在這上面。這些人當中,有不少人是優秀學者,應該創造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從事研究的機會,而不是相反。

(作者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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