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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思考


2018-05-19    來源:中州學刊    作者:趙志強

摘 要:制度形態具有二重性:抽象性與具體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就是抽象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態在中國的具體化,它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又經歷了一個“二次抽象”的過程,即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抽象)——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結合中國實際(具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抽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體)。隨著具體—抽象—具體的制度構建邏輯的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逐漸形成并具有了獨特的內涵。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認識有必要厘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與社會主義制度形態、資本主義制度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其他三種形態以及“中國模式”等概念之間的區別和聯系。 
  關鍵詞:制度;制度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 
  中圖分類號:D6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8)03-0006-06 
  近代以來,在世代累積的基礎上,“歷史的合力”將人類推進到工業文明時代,意識形態領域經歷了純粹的思辨哲學向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轉向,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的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純粹空想進化為科學理論,并和社會主義運動一起,在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統一中不斷發展。100年前,第一個社會主義制度形態——蘇聯制度形態誕生,彰顯出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巨大優勢,但最終卻因放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而崩潰。170多年前,中國人民為謀求民族獨立開始了探求進步社會制度的斗爭,最終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歷經革命、建設、改革,終于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人類社會制度文明的新形態。當前人類正從工業文明時代步入后工業文明時代,資本主義制度形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西方國家出現的“反全球化”現象就是其直接表現之一。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對于堅定制度自信、加強制度創新、提升制度競爭力、向世界展示“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進而引領人類走出制度困境,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從制度形態概念本身出發展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思考,力求對其有更深刻的認知和理解。 
  一、制度形態及其二重性 
  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不僅要從它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其他三種形態(即理論形態、實踐形態和文化形態)相對的意義上來理解,而且有必要從制度形態范疇本身的意義出發來理解。加強對制度形態的研究,深刻認識制度形態的含義及其二重性,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進行深刻認識的前提。 
  1.制度形態的含義 
  制度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①,“而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②,盡管“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③,所以“現存的制度只不過是個人之間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產物”④,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制度的科學觀點。學術界因研究視角不同而把制度視為一種規則、組織或秩序等,較為普遍的共識是:制度是一種規則。筆者認為,理解制度概念離不開馬克思主義關于制度的基本觀點,即制度作為一種規則,是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在“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人與自然界的物質交換的基礎上必然發生的人們之間交往關系的產物,它規范、約束著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乃至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形態一般指事物可以被人感知、理解和把握的形式、狀態、樣貌等。《現代漢語詞典》關于形態有三種解釋:一是事物的形狀或表現,如意識形態,觀念形態;二是生物體外部的形狀;三是詞的內部變化形式,包括構詞形式和詞形變化的形式。關于形態學有兩種解釋:一是研究生物體外部形狀、內部構造及其變化的科學;二是語法學中研究詞的形態變化的部分。⑤筆者認為,形態指的就是事物的外部形式、內部結構及其運動狀態,是事物在不同發展階段表現出的樣貌、結構、狀態。從哲學意義上講,形態是事物的一種量的形式,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形態,但形態的變化不宜超出事物本質屬性的規定,若突破這種規定,事物的本質將發生變化,從而產生新事物。 
  制度形態即制度之形態,是指制度的樣貌、結構及其發展狀態。制度形態與社會形態是兩個聯系緊密而又完全不同的范疇:制度本質上是一種規則(包括正式與非正式),而社會是以生產勞動為基礎的無數個人活動所構成的系統。⑥制度作為人類社會的產物,被嵌入社會之中,沒有社會就沒有制度;社會總是以一定的制度組織起來,通過制度表現出來,沒有脫離制度的社會。把握制度形態總是和把握社會形態聯系在一起,脫離了社會形態也就無法找到制度形態的實體,脫離了制度形態,社會形態也無法得到說明。制度形態的確立是社會形態形成的標志,不同制度形態下的社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所以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將制度形態與社會形態視為同一含義,認為廣義的制度形態就是社會形態或將社會形態抽象為制度形態。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為科學分析制度形態奠定了基礎,但對于制度形態的把握還需要深入研究制度形態本身的屬性。 
  2.制度形態的二重性 
  制度是歷史地形成的,也是人們有意識地創造的,制度構建的過程同人們的思維和認識過程相一致,也是“具體—抽象—具體”的展開過程。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對當時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制度形態的“具體”認知的基礎上,按照唯物史觀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抽象出未來社會制度形態的基本原則。但這些基本原則還只是停留在頭腦中的“抽象的制度形態”設想,還未成為現實中的制度安排,而如何將這一設想變為現實并在現實中將其逐步展開上升到“具體”,是正在經歷這一現實過程的人們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不可能提供這些細節,而他們抽象出的這些基本原則的運用也“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過程,其中自然也包括制度形態的具體化。 
  “具體—抽象—具體”的制度形態形成過程使得制度形態具有了二重性:抽象性與具體性。現實中一個總的制度形態從體現其本質的核心價值到具體可操作的行為規則之間存在不同層級的制度形態,距離核心價值越近的抽象性越強,反之,則具體性越強。抽象性越強的制度形態越具有根本性,越能從根本上規定制度的價值取向,人們一般把它稱作根本制度或基本制度。具體性越強的制度形態可操作性越強,人們一般把它稱作具體制度或體制。抽象與具體是相對的,相對于核心價值來說,根本(基本)制度具有具體性,是價值實現的最初展開,但相對于具體可操作的行為規則來講,它又具有抽象性,還需要通過一系列下位制度的設計和安排來實現。具體制度相對于它的上位制度來講具有具體性,而相對于它的下位制度來講也帶有一定的抽象性。制度形態的二重性決定了現實中的制度形態存在著復雜的演變過程,往往容易出現根本(基本)制度脫離實際或者具體制度游離于核心價值的現象,其結果往往表現為作為整體的制度形態的設計初衷與制度績效相背離。因此,必須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把握好制度形態的二重性及二者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這有助于在現實中處理好制度的價值性與科學性、制度的成熟與定型、制度的完善與發展、制度的設計安排與制度執行等一系列的辯證關系。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形成邏輯及內涵 
  制度形態具有二重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是抽象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態在中國的具體化,社會主義是它抽象的本質屬性,中國特色是它具體的形態特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形成、發展是一個立足中國基本國情和歷史方位、沿著“具體—抽象—具體”的制度構建邏輯展開的過程,它逐漸形成且具有了豐富的內涵,并將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完善與發展。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形成的歷史基點 
  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態沒有首先在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出現,而是相繼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東方國家率先建立,是由這些國家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這不僅不違背反而恰恰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作為五千年文明延續不斷的大國在近代以來落后于西方,不同的社會階層和政治力量曾紛紛登上歷史舞臺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他們從器物層面的模仿學習開始,逐漸深入到體制和制度層面,但無論是“洋務運動”還是“維新變法”,無論是清末的“新政”還是民國時期的“憲政”,均以失敗而告終。實踐證明,這些救國救民的途徑都與當時的歷史發展不一致,西方式的制度不可能成為拯救中國的制度形態,必須探索新的道路和新的制度形態。歷史和人民最終選擇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形態,這是解決中國制度困境的唯一出路。在西方侵略的刺激下,器物層面的模仿學習和對僵化落后體制的突破客觀上也解放了一定的生產力,到20世紀中葉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已經使得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形態成為可能,而其他歷史條件(特別是意識形態和實踐形態)都使得建立這一制度形態的“歷史的合力”形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就是在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后這個最基本的歷史條件制約下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具體化(抽象—具體)。如何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上建立起具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繼續開展走向“物質生產極大豐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未來社會形態的社會主義“運動”,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面前的歷史任務。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最初探索,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從模仿蘇聯制度形態,到“以蘇為鑒”,再到十年“文革”的慘痛教訓,中國共產黨人逐漸認識到建立具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態首先要搞清楚當代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于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應勢而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終于有了站立的歷史基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要求發展商品經濟,利用市場手段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建立與這一階段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經濟基礎,這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沒有先例,沒有現成的模式和方案可以套用。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創造性地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經濟基礎,同時也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邏輯起點。 
  隨著時間的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在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形態、實踐形態以及文化形態的互動中逐漸演進、發展,制度績效和制度優勢逐漸顯現,我國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極大提高,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并將在不久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起來”的問題逐步得到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逐漸發生轉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又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征,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被提上日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⑧“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⑩這些重大論斷蘊含著深邃的唯物辯證法思想,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入新發展階段的實際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明確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個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發展與完善必須始終站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歷史基點上,脫離了這一歷史基點也就脫離了實際,一切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也將會成為空中樓閣。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新的歷史方位,更加準確地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新特點,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形成邏輯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B1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作為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特有的制度形態,其形成與發展遵循著自然的、歷史的邏輯,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的過程。 
  具體來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形成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一致,是“具體—抽象—具體”的思維邏輯在理論與實踐中的展開。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演進有著完整的理論邏輯。馬克思主義制度理論是其形成的源頭,包括唯物史觀中的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的觀點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有關制度的論述;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其形成的基石,包括生產力原則、生產關系原則、過渡時期原則及最高綱領原則等;毛澤東的制度思想是其形成的準備,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及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其形成的指南,包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市場經濟理論、改革開放理論、黨的建設理論、科學發展觀、治國理政思想等;黨的十九大寫入黨章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是其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新指南。理論的發展體現出對必然和規律認識的深化,也體現出構建社會主義制度形態實踐經驗的積累。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形成有其歷史邏輯。從近代以來中國人民追求進步社會制度形態的最初嘗試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制度探索,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過渡時期制度形態到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形態的確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的豐富實踐,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現實土壤。隨著實踐的發展,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逐漸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也日趨“具體”。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形成符合理論、認識與實踐互動的邏輯。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和獨特的文化傳統是當代中國最大的實際,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中國迫切需要先進的、科學的理論指導,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大公無私、集體主義等觀念在很大程度上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相一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是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理論邏輯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契合的產物,而這種“結合”和“契合”是通過實踐這一中介所完成和檢驗的。在具體實踐中,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和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B12、主動學習和內在行動B13、內部規則與外部規則的互動沖突與協調B14、對傳統文化的路徑依賴與反依賴,均體現出唯物辯證法“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認識與實踐的良性互動邏輯,也是思維中“具體—抽象—具體”的邏輯在現實中的展開。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基本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是符合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規律的合乎邏輯的一種制度形態,一經形成它便具有了特殊的樣貌、結構、狀態,并將隨著歷史和實踐的發展不斷演進、發展。黨的十八大報告較為清晰地描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基本輪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B15這一表述使人們能夠從不同層次、不同方面立體地感知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基本內涵。 
  在生產力水平和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后的發展階段,因為不具備消滅階級和國家自行消亡的條件,所以必須保留國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只有先建立起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進一步創造條件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只有先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框架,才能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各項具體制度和運行機制。這一過程的展開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實踐中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具體—抽象—具體”的過程。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是對社會主義理念、價值的具體化,但這一范疇本身是抽象的,必須上升到具體,而這一過程在中國要經歷一個“二次抽象”的過程,即“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抽象)—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結合中國實際(具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抽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體)”的過程。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等根本(基本)制度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具體化,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是對這些根本(基本)制度的具體化。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體制度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獨特的形態、體系。其中,根本(基本)制度離社會主義價值取向較近,不宜輕易改變,起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保持其成熟與定型,而具體制度離實際操作較近,應該不斷地完善與發展。 
  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制度形態“具體化”的過程。時至今日,這一過程正逐步由前半程轉向后半程。在前半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基本框架已經形成,距離核心價值較近的根本(基本)制度已經基本“成熟與定型”,各項具體制度也在逐步走向完善,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對制度形態的認識逐步深化,制度設計也從“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轉向“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相結合”的階段。在后半程中,完善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關鍵就是要處理好根本(基本)制度與具體制度的關系,防止根本(基本)制度與具體制度的脫節。在現實中,我們要自覺運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具體制度的構建,增強具體制度的價值指向,防止具體制度游離于核心價值,通過具體制度的創新發展增強根本(基本)制度的公信力和制度績效,進而推進作為整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與相關概念辨析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認識,還需要從概念上厘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形態、與資本主義制度形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其他三種形態以及“中國模式”等概念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從一般與特殊、質與量(形態)的差別、在系統中的地位和話語體系等角度進行多維考察,進一步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感知和把握。 
  1.社會主義制度形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 
  社會主義制度形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是一般與特殊、抽象與具體的關系,二者是本質屬性相同的一對概念,后者是前者的現實化、具體化。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總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帶有國家、民族、地域特點的而不是不分時空條件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加以復制的模式。如同過去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當作“蘇聯模式”看待照搬照抄不可能獲得成功一樣,制度形態形成的條件紛繁復雜,人們不可能像做科學實驗一樣通過控制環境和條件,進而復制相同的模式得到相同的結果。因此,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態都是帶有本國特色的,越南、古巴、朝鮮、老撾等國家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態也是如此。 
  2.資本主義制度形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 
  資本主義制度形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都是人類制度文明的成果,但卻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形態,二者的根本區別不在于形態(量)的不同,而在于本質和價值(質)的不同。前者本質上是資本邏輯主導的制度形態,不是制度駕馭資本邏輯,而是資本邏輯駕馭制度,是由代表資本所有者的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輪流執掌政權,以人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為掩護推動資本邏輯在世界范圍內“自由”馳騁的制度形態;后者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和價值取向,本質上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形態的揚棄,是由代表無產階級和多數人利益的中國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以人民為中心,關注人的實質平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最終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制度形態。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形態、實踐形態、文化形態與制度形態 
  社會主義包括思想(學說、理論)、運動(實踐)、制度、文化四種形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不斷推進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并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形態。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是決定社會發展最基本的矛盾關系,這一矛盾關系是通過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之間復雜的矛盾運動形式展開的,與此相對應地就產生了本身作為生產力要素的生產技術層面的制度、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之間的矛盾運動。前者的矛盾運動總是通過或者伴隨著后者即制度的制定、變革、更替來完成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制度形態是存在形態與意識形態的橋梁,是理論形態與實踐形態的中介,意識要反作用于存在,理論要指導實踐,首先要通過變革制度形態,而制度形態的變革深受文化因素的影響。實踐證明,制度形態的變革需要培育相應的文化形態與之相適應、相配合,形成有利于制度形態發展的軟環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形態、實踐形態、制度形態與文化形態根本上也是這樣一種關系,四者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完整形態。
4.“中國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 
  理論界有關“中國模式”的爭論由來已久,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于是否存在“中國模式”和到底什么是“中國模式”兩方面。筆者認為,之所以容易發生爭論,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理論界對于話語體系的構建缺乏足夠的關注。“模式”表達的是可以復制的一套成熟的方法、原則、模型,深受西方話語體系的影響,其背后反映出的是僅停留于形式邏輯的一種思維方式和話語表達,不結合具體實際而將這一概念應用于社會領域最終容易滑向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這一概念則采用制度形態作為話語表達,其背后反映出的是辯證邏輯的思維方式。社會領域中不同國家、民族、地域的差距非常大,具體的環境和條件各不相同,將任何國家或制度形態的成功歸結為一種“模式”試圖照搬照抄都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蘇聯模式”不可能復制,“市場經濟模式”也不可能復制,但是可以學習借鑒蘇聯制度形態,可以學習借鑒市場經濟體制。因此,“中國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是基于不同思維方式產生的兩種不同的話語體系,在理論研究中應該多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態概念,慎用“中國模式”概念。 
  注釋 
  ①②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520、520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9頁。 
  ⑤《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526頁。 
  ⑥肖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08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頁。 
  ⑧⑨⑩《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11、12頁。 
  B1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5頁。 
  B12學者林毅夫從制度供給和需求的角度,把制度變遷劃分為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和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兩種方式。參見劉剛:《中國制度變遷和演化路徑的多樣性》,《南開學報》2007年第5期。 
  B13張艷娥認為黨和政府主動學習的創新邏輯,社會大眾基于利益關系和觀念意識而形成的強大的內在行動邏輯以及黨政主體對社會主體內在邏輯的退讓和兼容,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自我完善的重要內在動因。參見張艷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能力的內在邏輯探析》,《科學社會主義》2016年第4期。 
  B14周業安認為中國的制度變遷實際上是內部規則與外部規則的不斷沖突和協調的演化過程。參見周業安:《中國制度變遷的演進論解釋》,《經濟研究》2000年第5期。 
  B15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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